“货我们是收了，但2.7万元这个数我认为判得不准，我们不认可。”甲公司法务把茶杯重重搁在桌上，语气强硬。
对面，乙公司负责人把一摞单据往前推了推：“哪一张送货单不是你们的人签的字？货送了，票开了，不付钱，现在判决书都下来了，你们还要上诉？”
一方说“字据不全不能认”，另一方说“白纸黑字怎能否”。双方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谁。
在“和·太行”释法明理中心，陵川县人民法院院长王天明作为释明法官，和承办法官张红军一道接待了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听着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两位法官没急着断谁对谁错，先起身，给两只杯子续上了热茶。
货收了，钱为啥算不清？事情要从两家公司多年的合作说起。
乙公司长期给甲公司供应办公耗材，收货后，甲公司人员签字确认，一直是这个流程。合作告一段落，双方对一笔尾款起了争执。乙公司拿着送货单和已开具的发票，起诉主张2.7万余元货款。送货单中只有送货数量、名称，没有送货单价、总价，交易流程里少了一环——结算确认单。
甲公司据此力争：单价不明，这个账我们不能认！
此前，案件已经过好几轮调解。调解时，乙公司曾主动让步，提出按成本价了结，甲公司未予回应，调解不了了之。
法院最终支持原告诉请，判令甲公司支付2.7万余元。
判决送达当日，张红军把一份释法明理提示函递到甲公司负责人手里：“要是有看不懂、想不通的地方，可以到‘和·太行’释法明理中心来，我们可以再给你讲讲其中的原委。”第二天，甲公司把心里的疑问一条条写进释法明理申请登记表递了上来。
在释法明理中心，张红军没有先讲“判得对不对”，而是顺着甲公司法务的话头说道：“你说缺结算单，这个我理解。可你看，送货单上都有你们的人签字，货确实收了，发票也开了。这么多年，你们两家都是这样走货、签收、付款，在法律上这就叫‘交易习惯’。民法典写得明白，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可以按照交易习惯确定。”
王天明翻着案卷：“您有上诉的权利，法院尊重您的选择。可真要走到二审，法院还得看送货签收单以及发票这些证据，原告这边是优势证据一方；咱们两级法院判过的同类案子，判例也摆在那儿，作为法务，相信您心里自然有杆秤。”
“咱陵川人做生意，讲究实在，也讲究长远。”张红军看着甲公司法务，语气平和，“你们货收了、字签了、票也开了，这些双方都认。现在争议点就在于价格的高低，咱把账对清、把理讲明，该算的算、该结的结，往后继续打交道，不更好吗？”
王天明接着说：“来回拉扯，有时间账、成本账、还有信誉账。甲公司觉得这几年价格高，心里有本账；乙公司货款压着，心里也急。两边都不容易，别让这点尾款，把多年的合作路走窄了。”
甲公司法务沉默了好一会儿，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续过两回，还冒着热气。
“法官，你们这么一讲，我们明白了。”他把杯子轻轻放下，“这么多年合作，乙公司供货、安装、维修都没落下，我们心里有数。就是两边算法不一样，结算价一直没正式确认，尾款没法结，才拖成官司。我们不上诉了，该履行的，我们回去就准备。”
乙公司负责人听着，语气也缓和下来：“甲公司之前都是按时付款，对我们关照不少，这次还是按1.8万元付款吧。”
双方现场达成履行和解协议。几天后，转账凭证送到法院，1.8万元，一分不少。甲公司法务握着乙公司负责人的手：“账清了，路别断，往后合作还找你们。”双方隔着桌子笑起来。
山西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曹佩 通讯员 牛钰清 马晓可
话心声
我是甲公司法务，其实，生意场上合作久了，双方很容易在账目细节上产生分歧。接到一审判决书时，我们心里很难接受，总觉得价款认定和我们认知不一致，当时一心想着继续上诉，把这件事争出个结果。我们也清楚，案子一旦进入二审，双方都要投入不少精力，可心里那道坎总过不去。
听说陵川法院有“和·太行”释法明理平台，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们提交了申请。原以为法官只是重复判决里的结论，没想到两位法官耐心倾听我们的疑问，跳出单纯对错评判，帮我们权衡诉讼之外的各类成本。他们没有一味劝说退让，而是结合日常商事交易的规则，把潜在风险、案件走向摊开来讲，让我们跳出自身立场重新审视整件事。
冷静下来复盘，这次矛盾根源在于前期合作流程不够严谨，缺少书面结算确认环节，才埋下纠纷隐患。乙公司多年来保障供货，服务一直比较稳定，双方本不该因为一笔尾款，把多年合作关系彻底斩断。
一番沟通之后，我们放下对抗心态，坐下来和对方重新协商。
乙公司也体谅我们的难处，主动调整付款金额。最终双方达成和解，我们撤回上诉，按期履行款项。
这次经历让我感触很深。法院不只是简单作出裁判，还给了当事人一个理性沟通的机会。法理兼顾，既守住法律底线，又给企业留足协商空间。这件事也提醒我们，企业经营要完善合同与结算手续，恪守诚信。
一场纠纷妥善化解，没有伤和气，也保住了今后继续合作的可能，这是比一纸判决更可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