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看似已走到判决门口的跨境股权纠纷，最终没有以一纸判词收场。近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审理一起跨境股权回购纠纷案件中，通过创新引入案外利害关系人参与调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这个案件可以追溯到2019年，注册于百慕大群岛、在港上市的蓝某控股公司，向杭州彭某投资企业出具回购意向，承诺24个月内以约2508.8万元回购其持有的张家口启某公司40%股权。后续，双方因对回购条款理解存在分歧，蓝某控股公司未能履约，杭州彭某投资企业向法院提起诉讼。蓝某控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向浙江高院提起上诉。
二审期间，承办法官并没有简单地一判了之，而是通过一场调解，彻底化解全部争议。
承办法官发现，即便一审判决得到履行，仍存在股东分配收购款导致“空转”的情形；境外承认执行、后续衍生诉讼，还会把争议拖得更长。为破解僵局，主持这场调解的法官，不是把争点缩回“付不付回购款”，而是创新案外利害关系人引入机制破解调解僵局。最后法院主动联系享有剩余1%份额的经营管理人，将其作为案外利害关系人引入程序，最终促成一揽子方案：厘清管理人权利义务、整合股权归属、终止代持，并约定履约保障。
这起案件的意义，远不止于双方握手言和。它表明，当诉讼只能在既有当事人与既有请求里做选择时，调解可以创造新的选项，把连环隐患一次性拆开。这种不靠“分出对错”来解决争议的方式，为同类疑难案件的实质性化解提供了重要参考。
诉讼分配输赢 调解创造选项
大众对调解的印象，往往停留在“和稀泥”，即各退一步、折中处理。这种印象并非全无依据，但却忽略了商事调解真正的逻辑内核。
商事纠纷的当事人走进法院时，法官通常只能在一个封闭的权利清单里做选择：合同是否有效？违约金该不该赔？赔多少？法律救济的选项是预先设定的，法官的裁量空间是有限的。但商事调解不同，它把当事人的注意力从“我有什么权利”转向“我究竟想要什么”。
国际商事调解领域常引用一个例子：一家制造商与一名技术专家签订五年合同，附带竞业限制条款。三年后经济下行，制造商希望提前终止合同，专家则起诉要求支付违约金。若走诉讼程序，法官的裁量空间通常被限定在“是否赔付”“赔付多少”之内。而通过调解可以发现背后的真实诉求——专家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赔偿，而是进入一个相关却不构成竞争的新领域。最终方案是，专家放弃赔付主张，制造商相应放宽竞业限制；作为交换，双方把“不得竞争”的地域范围从欧盟扩展到更大区域。
专家得到了职业自由，制造商既免于赔付又获得了更稳固的市场保护，双方都放下了“表面上要的”，拿到了“真正想要的”。
如果说法律救济是一份封闭清单，那么调解则是一个开放集合。诉讼只能在既定选项里分配输赢，调解却能创造出原本不在清单上的第三种可能。这正是它在复杂商业关系中难以被替代的地方。调解不是各退一步式的折中，而是通过重新定义争议的“坐标”，给出诉讼未必能够回答的“解法”。
这种优势在跨境场景中更容易显现。一方面，跨境交易常遭遇法律冲突与准据法争议，“谁对谁错”往往要先处理法律冲突问题；调解则不必先统一规则，可直接围绕交货安排、付款节奏、市场分工等可置换利益展开。另一方面，国际商业多为长期合作关系，判决未必有利于关系延续，调解则更有机会保留继续交易的空间。
弥补形式正义的局限
调解的意义，不止于在个案层面提供“第三种可能”，它触及一个更深的问题——法治自身的限度。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可这种平等，有时候是一种形式上的承诺，而未必能转化为现实中的可及性。高昂的诉讼成本、繁复的程序、陌生的法律语言，以及对法庭氛围的疏离感，都让不少人即便握有权利，也难以真正接近司法。形式上可及，不等于实质上可及。
上世纪70年代末，意大利法学家卡佩莱蒂与美国学者加思主持的“接近正义”跨国比较研究，对此有过精准的诊断：正式司法制度的成本、程序复杂性与专业壁垒，会把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实质性地挡在司法之外。
这种分裂并不只存在于法庭之内。公共空间研究中常被讨论的“敌意建筑”现象，即法律上人人可进入的公共场所，却通过设计细节把部分群体悄然排斥在外。这种现象与司法场景中的程序门槛，其实有着相似的结构：权利虽写在纸面上，却在实践中被抽空。
调解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温和”，而在于它承认：当法律的形式正义无法触达某些当事人时，我们需要另一种制度安排，让正义保持可及。
“自愿”是调解的根基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
调解的“非正式性”在带来灵活、低门槛、少约束等优势的同时，也意味着保护弱势一方的程序性防线被大幅削弱。这也意味着，调解并不能保证提供一条更接近公平的路径。
国际上对调解的某些变形早有严厉批评，尤以法院附设的强制调解为甚。有学者指出，所谓“肌肉调解”——调解员高强度施压、主导评估，当事人几乎没有真正表达的空间——形式上是调解，实质上却是被私有化的司法和解会议。更早的时候，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欧文·菲斯在《反对和解》中已经提醒，和解看似双赢，却可能在双方实力悬殊时，让弱者在缺乏程序保障的情况下被迫退让。
理论上的调解员“不作决定，只促进沟通”，在实践中可能变成另一种形态的主导。调解员凭借信息优势和程序主导权，完全可能把自己的判断变相强加给当事人。
这种情况在当下的中国同样不容忽视。近年来，大量纠纷在进入正式审理之前就被导入调解程序。因此，笔者认为应“理性地对待调解优先”。在案件数量的压力之下，形式上的调解书是否仍然承载真正的当事人自决？当和解压力被转嫁给当事人时，调解赖以立足的核心价值“自愿性”，是否正被侵蚀？
《商事调解条例》对此作出了制度回应。2026年5月1日，《商事调解条例》正式施行，明确将自愿、合法、诚信、保密确立为商事调解的基本原则，并规定商事调解协议可以依法申请司法确认。它所回应的，不只是“要不要调解”，更是“如何确保调解仍然是当事人的自主选择”。然而，纸面规则能否在办案压力下真正落地，仍取决于实践中的程序自觉。
分歧之后 仍能共处
一种成熟的争议解决文化，其衡量标准不应仅看程序对抗的强弱，而更应看它容纳多样性的能力。
诉讼有诉讼的功能，创设先例、阐明法律、提供强制力；调解有调解的功能，处理复杂关系、提供灵活救济、修复商业联结，也让那些被诉讼门槛挡在门外的当事人，多一条接近实质公平的路径。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在《商事调解条例》已施行、《新加坡调解公约》待批的双重背景下，对中国而言，商事调解既是理论命题，也是实践考题。纠纷解决的终点，不只是分出对错，而是让当事人在解决分歧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共处。
正如前文那桩历时7年的涉外商事纠纷所证明的，有些路不一定非要通过诉讼和判决才能走通。当争议不再“必须分出对错”，我们才有可能把目光从谁赢谁输，重新转向争议背后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让利益得到更妥善的安排，让关系得以延续，也让当事人在分歧之后，仍然拥有继续向前的可能。（浙江和义观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胡少华）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6年8月上（总第231期）法治新知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