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梅尧臣遂作《灵乌赋》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浩然大气。
范仲淹(989年10月-1052年6月)，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历任县令、通判、知州、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推行庆历新政，实行变法改革，得罪既得利益集团，被罢免相位，出京任职知州，一生与求法、司法、立法结下不解之缘，被诸多史学家称为宋朝“第一人物”。
艰苦求学任法官
范仲淹父亲范墉早年在吴越为官，宋朝建立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宋朝，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端拱二年(989年)8月，范仲淹生于徐州。次年，其父病卒，其母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1岁的他改嫁秘阁校理朱文翰。范仲淹被改姓朱，名说(yuè)。朱文翰告老还乡，范仲淹母子随其回长山县生活。因家境贫寒，年幼的范仲淹在醴泉寺刻苦读书，每天只能用小米煮粥，隔夜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点腌菜佐食。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2岁的范仲淹获知生父身世，前往南都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读书，仍喝粥度日，冬天读书困倦时，即用冷水洗脸再读。常人无法忍受之苦，他泰然处之。四年后，范仲淹高中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成为办案法官。
办案修堤议时政
上任后，范仲淹便接母亲到身边奉养。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因治狱廉平、刚正不阿，被升为集庆军（今亳州）节度推官。宋朝推官是各州府的重要司法官员，主要职责仍是审理案件。自始，范仲淹恢复本名。
四年后，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代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海潮倒灌、良田淹没，百姓生计艰难。范仲淹遂上书上司，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
三年后，35岁的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升为大理寺丞，移监楚州粮料院；因母亲去世离职，居南京应天府。当时任枢密副使等职的著名词人晏殊因反对刘太后的亲信张耆升任枢密使并以朝笏怒折皇帝侍从门牙，被御史弹劾贬到南京任留守、知应天府，因素闻范仲淹才名，请他执掌应天书院。范仲淹赴任后，勤勉督学并开创书院评论时事之风，他时常奋不顾身地评论天下大事，不惧个人安危，声誉日隆。
严明礼法促还政
天圣六年(1028年)，39岁的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此时晏殊重返朝廷任职，深受仁宗信任，王曾便在晏殊面前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皇帝力荐范仲淹。同年12月，范仲淹被宋仁宗调任秘阁校理。
天圣七年(1029年)，宋仁宗19岁，刘太后依然“垂帘听政”。冬至，仁宗准备率百官为太后祝寿。范仲淹上疏提出：“皇帝若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礼即可。”若率百官朝拜太后则有损国法。疏入内宫，泥牛入海。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要求其还政皇帝，结果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内容后，批评其行为过于轻率。范仲淹复信说，只要“有益朝廷社稷之事”，他“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亦在所不辞”。
忧国忧民更救民
此次上疏后，果然得罪刘太后。范仲淹遂自请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又被调任更偏远的陈州通判，职责仍为办案。
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仍然不改其忧国忧民本色。他在办案同时，多次上疏议政。他批评朝廷兴建太一宫等举动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奏请减免百姓负担。他还奏请削减郡县，精简官吏，保留职田，提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令宋仁宗深为震撼。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驾崩，宋仁宗亲政，范仲淹入京任右司谏。彼时群臣多批评刘太后“垂帘”过失，范仲淹却上书说，刘太后养护陛下十多年，应掩其小过，成其美德，得到宋仁宗采纳。刘太后临终前，立遗旨要立杨太妃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坚决反对说：“一太后刚逝，又立一太后，天下人恐怕要怀疑陛下一天也离不开母后扶助。”仁宗采纳其谏。
同年7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范仲淹奏请朝廷省察灾情，仁宗未理会。范仲淹质问仁宗：“若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闻言即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奏请朝廷免除灾区折役茶、盐钱，并且向仁宗皇帝逐条陈述了治理朝政弊端的十件大事。
阻帝废后贬睦苏
同年冬，仁宗的向美人在仁宗面前非议郭皇后。郭皇后气极，挥手打向向美人。仁宗情急之下阻拦，耳光落到仁宗脸上，大怒，坚废郭皇后。宰相吕夷简与内侍阎文应、范讽等附和。范仲淹获知后立即上疏反对。吕夷简即令：有司不得就此事起任何奏疏。范仲淹见状，即率10多位大臣长跪垂拱殿外，求见仁宗。仁宗令吕夷简劝说。范仲淹等与之激烈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次日，范仲淹与众官商议，准备早朝后再与宰相谏诤。可当他们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皇帝下诏：贬范仲淹为睦州知州。其他谏诤大臣亦被贬罚。
一年后，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当时苏州发生洪灾，百姓田地无法耕种，范仲淹招募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将太湖水引入大海。因治水有功，范仲淹升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等职，不久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上任后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批评宰相贬饶州
景祐三年(1036年)，47岁的范仲淹见吕夷简执掌朝政，提任官员多出自门下，遂向仁宗呈上《百官图》，指出图上诸官的升迁“全是个人私意”，直接批评宰相用人不公。吕夷简获知后大怒。
不久，范仲淹又上疏：“洛阳地势险要，城池坚固，然汴京则是四面攻战之地。太平时皇上可住汴京，然若遇战事皇上应住洛阳。必须逐步修缮洛阳宫室。”仁宗询问吕夷简意见，吕说：“范仲淹此言迂腐。”
范仲淹又连上四奏，指斥时政，并说：“汉成帝信张禹……导致王莽篡国。我担心今天亦有张禹，破坏国法。”吕夷简怒极，弹劾范仲淹“越职言事，蔫引（勾结）朋党，离间君臣”三大罪状。并说范“所任用者，均系同党”。范仲淹言辞犀利辛辣驳斥，被降任饶州知州。侍御史韩渎迎合吕夷简，将范仲淹所谓同党列举，奏请仁宗张榜公示。
馆阁校勘欧阳修斥责谏官高若讷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系失职。秘书丞余靖要求仁宗收回成命。他们均因声援范仲淹受贬。
第二年，吕夷简被罢免宰相之职，朋党之争重新抬头。士大夫们连续不断为范仲淹辩白举荐。仁宗问计宰相张士逊后，下诏警告百官不得互结朋党。
范仲淹担任饶州知州一年多后，被调任润州知州、越州知州。著名诗人梅尧臣遂作《灵乌赋》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浩然大气。
危急抗敌策安边
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李元昊反叛，京师朝野震动。危急中，范仲淹被急召回京，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后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因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又任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做夏竦副手。吕夷简再次拜相，仁宗劝告范仲淹要解除与吕夷简的怨恨。范仲淹说：“我此前所论均为国家公事，对宰相本人并无私怨。”
因延州诸多要塞失守，范仲淹主动请缨，被升为户部郎中兼任延州知州。他将1.8万将士分为六部训练，根据敌军多少，指挥其轮流作战。又修筑青润城扼敌要冲，大兴农田水利，开放民间贸易。又上奏请将鄜城建成军事基地，让同州、华州百姓就近送缴税租，减轻百姓负担，提升运粮效率。此举为北宋节省买粮开支十分之三，其他开支节省费用不计其数。
次年正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奏：“正月塞外天气十分寒冷，我军风餐露宿”不利，“不如等春天深入敌境，敌军马瘦人饥”时主动出击；其所驻守之地“系敌军必经之地”“可用恩惠、诚信招降纳附”并视情“先夺取绥州、宥州，据险要之地，屯兵营田，作持久战；茶山、横山百姓，必然归顺。”仁宗全部采纳其意见。范仲淹又奏请将承平等12座弃塞改建为城，羌汉流亡百姓，接踵回归。
数年后，元昊见战事取胜无望，遂向范仲淹提出和约。范仲淹写信告诫西夏罢兵。正遇宋将任福在好水川被西夏打败，元昊复信不恭。范仲淹阅后，当来使面火烧此信。谏臣认为范仲淹作为边将，不应擅自与西夏通信，更不应擅自烧信。为此，宰相宋庠奏请处死范仲淹。仁宗未同意，将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耀州知州，后调任庆州知州、环庆路经略安抚等职。
范仲淹到任后立即奏请巡边，经调查得知，元昊叛乱时，暗中诱使宋境内羌人帮其做事，而环庆路酋长600多人，相约做元昊向导。范仲淹以皇帝诏命犒赏羌族各部，检阅其人马，与他们订立规约，规定擅自报复伤人、杀人者的刑罚和西夏军马入侵时当地百姓保卫本寨、抵抗入侵的奖罚规约。羌族各部自此后为宋朝效力。
范仲淹为将，号令清晰，爱护士兵，对归附的羌人，真诚接纳，信任不疑，故西夏军队从此不敢进犯他所统辖地区。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惊破胆。”
庆历新政立新法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提拔欧阳修等人为谏官，锐意进取。6月，仁宗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并再拜其为宰相。
恰遇强寇王伦（一说张海）进犯淮南，高邮知军晁仲约无法抵挡，劝当地富人捐钱献酒慰劳，王伦未烧杀抢劫离开高邮。朝廷获知后依法追究晁仲约死罪。范仲淹说：“若郡县兵力足以应战、防守……可依法处死他……既无士兵，又无武器，无法抵抗。此种情形处死知军非立法本意。”又说：“平时忌讳讲武备，遇敌进犯却专责州县官员以死殉职，可乎？”晁仲约等人获救。
范仲淹认为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他针对内忧外患问题，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一是严明官吏升降制度。二是取消、减少恩荫官员子孙任职，消除冗滥。三是严格贡举制度。进士科考要考察其操行，进士先考策论。四是限制官员举荐人数，按程序由中书挑选授官。五是按等级划拨职田，确保廉洁奉公。六是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农田水利建设。七是整顿军备。按府兵法招募强壮男子充当卫士，辅助正规军。八是推行朝廷信义，主管部门拖延或违法作为，依法从重处理。九是谨慎发布命令，法令不能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十是减轻徭役，将户口少的县改为镇，各州军的使院、州院合并，减轻百姓负担。
仁宗采纳其全部意见，并下诏以法令公布；只有府兵法，众臣激烈反对才作罢。范仲淹又建议将三司、审官、刑部、审刑、大理等司，分别委派辅臣兼管；重大事项，由二府大臣共同讨论后奏请皇帝裁定。但遇激烈反对，后朝廷令范仲淹兼管刑法事务，也未实行。
新政实施后，取得明显功效：官僚机构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策论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普遍兴办学校。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
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利益，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任用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仁宗内心疑虑。正好边境再传军情，范仲淹和枢察副使富弼巡视边防。范仲淹遂被任命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被赐给黄金百两。范仲淹将黄金全部分赠给守边将领。
麟州受到敌寇大肆侵扰，大臣纷纷主张放弃麟州，范仲淹却整修旧要塞，召回流亡百姓3000多户，免除其赋税，废除当地官府对酒的专控权。又上奏朝廷免除府州商税，黄河以外的地区得以安定。
范仲淹离开朝廷后，反对者更加激烈地攻击其新法令。范仲淹遂主动请求免除参知政事之职，后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等职。他所推行的新法令，被逐渐废止。
罢相离京忧天下
庆历五年(1045年)11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任邓州。范仲淹到任后，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他写下著名的《岳阳楼记》，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深受后人敬仰。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赴杭州任知州。10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贫困子孙义赠口粮。
皇祐三年(1051年)，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次年，范仲淹抱病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63岁。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宋史》载，范仲淹外表温和，内心刚烈，生活十分节俭。其妻儿衣食，仅能充饥、御寒。范仲淹对人却乐善好施，其义庄赡养诸多贫民。儿子范纯仁将一船麦子全部赠送无钱运柩回乡的石曼卿，他予以称赞。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用人，在万军之中提拔了无名青年狄青，使其成为一代名将；他提拔了张载，使其成为一代大儒；他在富弼少年时，就发现其有王佐之才，将其推荐给宰相晏殊等人，又率先提升其为茂才，使其成为一代名相。其病逝后，四面八方百姓都深为痛惜，边境羌人，都画其像祭祀。
文武兼备济天下
范仲淹心系天下、文武兼备、济世救困，无论是在任一方，还是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心忧天下，造福于民。他推行的庆历变法，大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和实证。他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忧国忧民，践行实事求是，保持法律简便易行、相对稳定的法律精神，身体力行地公正司法。
他推行的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但他在司法上、教育上继续改革事业。他成为宋学士林领袖，开风气之先。他兴办学堂，教泽广被，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开启了中国古代免费教育新风尚。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仁人志士节操，为进取精神树立新坐标，在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其同事欧阳修认为：“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北宋王安石称赞其为：“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北宋朱熹评其为“杰出之才”。
《宋史》认为他是“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
晚明王夫之认为：“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清代纪昀认为：“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正是：幼失慈父寒意浓，饱读诗书炼苦功。重修海堤救苍生，力劝还政震内宫。开仓济民减上贡，兴修水利治效隆。皇后误伤反废后，守令慰寇刑罚公。庙堂谏净秋风怒，边陲经略战功崇。庆历新政推新法，宦海沉浮志不穷。三谪偏远挽长弓，十法除弊难从容。先忧天下后自乐，雄文传世振长空。扶危济世千秋范，赴汤蹈火万山龙。西风漫卷风云颂，长歌激荡日月钟。
（作者：何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