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呈现“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严峻态势。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22万人，较2024年增加43万人，创历史新高，而青年失业率在部分时段仍处于高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在此背景下，毕业生在“签约”环节面临的法律风险日益凸显——实习期“画大饼”（口头承诺无法兑现）、试用期滥用（超期、低薪、随意解雇）、违法解约、三方协议纠纷等侵权现象频发。这些现象背后，暴露出学生群体法治素养的深层问题：一方面，毕业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核心法规的认知水平普遍不足；另一方面，学生维权能力严重欠缺，当权益受损时，超半数学生选择“忍气吞声”或不知如何维权。这种“知识欠缺+能力不足”的双重困境，使毕业生在从校园到职场的关键过渡期处于弱势地位，亟需系统性的法治教育干预。
高校毕业生就业法治素养现状
当前高校毕业生对就业相关法律知识的掌握呈现“碎片化、浅表化”特征。从核心条款认知水平看，多数学生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的个别条款（如试用期时长、最低工资标准）有模糊印象，但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计算”、“竞业限制”等关键条款的认知率普遍低下。对实习期、试用期、劳动合同等关键概念的理解存在明显混淆——近四成学生将实习期等同于试用期，超半数无法准确区分三方协议与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差异，反映出概念认知的系统性缺失。此外，不同专业、学历层次呈现显著差异：法学、经管类专业学生知识掌握相对较好，但理工科、艺术类学生认知水平明显偏低；研究生在条款理解深度上优于本科生，但在实际运用能力上并无显著优势。这种差异背后折射出高校法治教育的结构性失衡——法律知识传授过度依赖专业背景，通识性劳动法治教育严重缺位。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当前教育模式偏重知识灌输而忽视能力转化，导致学生即使“知道”条款内容，也难以在真实求职场景中识别风险、运用法律。这种“知而不行”的困境，本质上是法治素养从认知到实践的断裂，亟需从教育理念、课程设计到实践环节进行系统性重构。
高校毕业生法治意识与维权能力现存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现存问题
一是知识碎片化，法律条款理解不系统。当前毕业生对劳动法律知识的掌握呈现“点状分布”而非“网状结构”，多数学生仅能零散记忆个别条款（如试用期时长、最低工资标准），但对法律体系的逻辑关联、条款间的适用关系缺乏系统认知。这种碎片化认知导致在实际求职中难以形成完整的风险识别框架，面对复杂侵权现象时无法准确判断法律性质，更无法预判维权路径。究其根源，高校法治教育多采用“条文讲解”模式，缺乏对法律逻辑、案例链条的系统训练，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点而未能构建知识体系。
二是意识薄弱化，风险防范意识普遍不足。调查显示，超过60%的毕业生在签约前“从未主动查阅相关法律条款”，近半数认为“用人单位不会违法”。这种“信任优先于警惕”的心态，使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往往在权益受损后才意识到问题。更深层次看，这种意识缺失源于多重因素：其一，就业压力下的“求稳心态”，学生为尽快签约而降低警惕；其二，社会经验不足，对职场风险缺乏预判；其三，高校教育中“风险防范”意识培养缺位，就业指导多强调“如何找到工作”而非“如何保护自己”。
三是能力缺失化，实际运用能力严重欠缺。这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即使部分学生掌握法律知识，但在真实场景中仍表现为“知而不行”。例如，学生面对侵权条款时不敢质疑、遭遇不公时不知如何取证、维权时对仲裁程序陌生、对证据保存意识薄弱。这种“知识-能力”的断裂，本质上是实践环节的缺失。高校教育长期重理论轻实践，缺乏合同审查实训、维权模拟演练等实践环节，导致学生将法律知识视为“考试内容”而非“生存工具”。而维权成本高、周期长、心理压力大等现实因素，也进一步削弱了学生的维权意愿和能力。
（二）成因分析
一是教育缺失带来的系统性劳动法治教育的结构性缺位。当前高校法治教育存在三重断裂：课程设置断裂。多数高校未将劳动法治教育纳入通识必修或就业指导核心课程，仅靠零散讲座或选修课“打补丁”；内容体系断裂。现有教学多停留在法律条文讲解，缺乏对就业全流程（实习、签约、试用、离职）的系统性风险识别训练；师资力量断裂。就业指导教师法律专业背景不足，而法律专业教师又缺乏就业实务经验。这种“课程-内容-师资”的多重缺失，导致学生难以获得系统、实用的法律知识储备。
二是实践脱节引发的从“知”到“行”的转化机制失灵。高校教育长期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痼疾，在劳动法治教育中尤为突出。一方面，教学方式以课堂讲授为主，缺乏案例教学、模拟实训、合同审查等实践环节，学生无法将抽象法律条文转化为具体维权能力；另一方面，高校与实务部门（劳动仲裁机构、律所、企业HR）的联动机制缺失，学生缺乏真实场景的体验和指导。这种“纸上谈兵”的教育模式，导致学生即使掌握知识，也难以在真实求职场景中识别风险、运用法律，形成“知而不行”的困境。
三是环境复杂导致就业市场压力与信息不对称的双重挤压。从宏观环境看，就业总量压力持续增大，毕业生在“僧多粥少”的竞争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为尽快签约往往选择“妥协”而非“维权”；从微观环境看，用人单位与求职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企业掌握更多法律资源和经验，而毕业生对职场规则、维权渠道认知模糊，这种力量对比失衡进一步加剧了侵权风险。当前，社会舆论对“维权成本高、周期长、效果差”的负面宣传，以及部分企业“违法成本低”的现实，也在无形中削弱了学生的维权意愿，形成“不敢维权、不会维权”的恶性循环。
高校毕业生法治意识与维权能力的风险特征与危害后果
（一）风险隐蔽性强，学生识别难度大
就业市场中的法律风险往往以“合法外衣”包裹侵权实质：试用期超期被包装为“考察期延长”，违法解约被表述为“协商一致”，三方协议高额违约金被解释为“行业惯例”。这种“合法化伪装”使风险识别门槛极高，缺乏经验的学生难以穿透表象识别本质。更隐蔽的是，部分风险具有“时间滞后性”，如社保未缴、加班费未付等问题，往往在数月甚至数年后才显现后果，学生在签约时难以预判。这种隐蔽性特征，导致多数侵权现象在“不知情”状态下发生，学生错失最佳维权时机。
（二）维权成本高，学生处于弱势地位
从经济成本看，劳动仲裁、诉讼程序耗时数月甚至更久，期间的经济压力、时间投入远超学生承受能力；从心理成本看，维权过程面临“被企业拉黑”“影响后续就业”等隐性威胁，加之社会对“维权者”的负面标签化，学生往往选择“忍气吞声”。更深层的是结构性弱势：用人单位掌握更多法律资源（法务团队、HR经验），而学生缺乏专业指导、证据保存意识薄弱，在力量对比中天然失衡。这种“高成本-低收益”的维权困境，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被动地位。
（三）对职业发展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短期看，权益受损直接影响经济收入、社保连续性、职业稳定性；长期看，这种“初入职场即遭遇不公”的经历，可能形成“职场信任危机”——对用人单位产生过度防备心理，影响职业心态和人际关系。更严重的是，部分学生因维权失败或成本过高，形成“维权无用”的认知定式，在后续职业生涯中放弃维权，陷入“反复被侵权”的恶性循环。这种负面影响不仅限于个体，更可能通过“示范效应”影响同龄群体，形成“集体沉默”的职场文化，最终损害整个青年群体的就业生态。
劳动法治教育嵌入高校就业指导体系的路径设计
（一）树立“预防为主、维权为辅”的教育理念
高校法治教育亟待从“事后补救”转向“预防前置”，核心是从“教维权”转为“教识险”。教育目标应由“知晓条文”升级为“预判风险”，确保学生在签约前就能识别陷阱、规避纠纷。这要求重构课程、教法与评价体系，将风险防范意识贯穿就业指导全过程。教学必须突破课堂局限，以真实求职问题为导向。聚焦试用期陷阱识别、合同条款审查、证据保存等实际问题，通过案例研析、模拟实训等方式，实现“做中学”。其精髓在于“能力转化”，将知识内化为行为习惯，以及“场景还原”，在具体情境中运用抽象法条。同时须强化学生主体地位。法治素养的本质是自主运用能力，应变革“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模式，通过小组讨论、角色辩论等形式，使学生成为课堂中心。这不仅是方法调整，更是理念转型：从关注“教什么”转向聚焦“学生需什么、能什么”，真正培养“能力的拥有者”而非“知识的容器”。
（二）课程体系重构
必修课程需从制度层面确立劳动法治教育的必修地位，将其纳入通识或就业指导课程体系，通过明确学分、教学标准与考核机制，确保全员覆盖与实质学习，避免“重技巧轻权益”的现状。选修课程应在必修基础上开设如“互联网行业风险”“创业用工问题”等专题化课程，采取小班研讨、案例深析模式，满足个性化与进阶需求，形成“必修筑基、选修强能”的梯度结构。同时，以开发线上微课资源的微课程方式，将试用期识别、协议审查等核心知识点碎片化、视频化，通过学校平台推送，实现碎片化学习与灵活覆盖，内容需精炼实用、靶向痛点。在重构课程体系的全过程中，课程内容应以案例教学为核心，围绕签约全流程建立案例库，通过真实案例的“呈现-识别-分析-讨论”流程，确保教学内容贴近就业实际，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
（三）教学方式改革
案例教学法应突破传统条文讲解模式，采用“案例呈现-问题识别-法律分析-方案讨论”四步教学流程。选取试用期纠纷、违法解约等真实案例，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导学生分析法律争议点，培养风险识别能力。关键在于实现“从案例到法理”的转化，避免陷入“讲故事”的浅层学习。模拟实训需构建“合同审查-谈判模拟-维权演练”三位一体的实践体系。在高度仿真的场景中，让学生经历从签约前审查到维权全过程训练，通过“做中学”将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项目式学习要以产出为导向，设计如“编制就业法律风险防范手册”等实际项目。学生在完成调研、分析、设计的过程中，综合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实现“学以致用”。混合式教学应采用“线上知识传授+线下实践训练”模式。线上完成基础理论学习，线下开展深度实训，通过“翻转课堂”实现教学资源优化配置。关键在于线上线下环节的有机衔接，形成完整的学习闭环。
（四）实践平台建设
首先，建立“法律诊所”，开展“风险体检”。通过设立实体或线上咨询平台，为学生提供签约与维权过程中的专业指导。其核心价值在于连接理论与实践，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同时收集典型案例反馈教学。关键在于确保服务的专业性与持续性；设计覆盖签约全流程的风险自检清单，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在签约前系统性识别潜在法律风险，实现预防前置。重点在于清单设计的科学性，确保可操作性与覆盖面。
其次，指导学生参与真实案例处理。在保障安全合规前提下，组织学生以观察员等身份参与典型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全过程。这种沉浸式体验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理解法律程序，积累维权经验，并建立理性维权预期。关键在于案例选择的典型性与指导机制的有效性。
最后，深化跨界合作。与法学院、法律援助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通过师资共享、案例共享、实践基地共建等形式，实现专业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合作的价值在于弥补就业指导专业力量不足，引入社会资源提升教育实效。关键在于建立权责清晰、互利共赢的长效机制。
（作者：晏小雪 渭南师范学院讲师）
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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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一般课题：五育融合背景下“一站式”学生社区双场域协同路径研究（SGH25Y3165），主持人：晏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