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深秋，晨雾未散，我驱车驶入丰台区。车窗外的景致渐次从都市的繁华过渡到乡村的宁静，高楼林立的商务区与绿意盎然的田园村落交错，交织成一幅城乡融合的图景，仿佛隐喻着这片土地正在经历的治理转型。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入探访丰台区“法治副村长”这一创新机制如何以法治之力撬动基层治理的“顽石”，为基层治理注入法治动能。作为《人民法治》的记者，我深知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而法治能否在此扎根，直接关乎千万百姓的获得感。手握采访提纲，心中既有对未知的忐忑，更有对“法治赋能”实践的好奇与期待。
区委办公楼的会议室简洁庄重，王少峰快步走进来时，带着一股实干家的利落，握手有力，笑容温和，眼神中透露出对基层治理难题的深刻洞察。开场寒暄后，他直接切入主题：“法治副村长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丰台的实际土壤里长出来的。”这句话瞬间拉近了我与这场对话的距离。
他谈到基层治理的结构性矛盾：法治资源悬浮于上层，村民遇事常求助无门；村务决策因缺乏法律支撑而陷入僵局；普法宣传流于形式，法律与乡土人情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听着他的叙述，我仿佛看到那些偏远村庄里，村民为了一纸合同、一处宅基地辗转奔波的无奈身影。而“法治副村长”的诞生，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困境——将法律人才精准下沉到56个行政村，让法治的根系深扎进基层的脉络中。
破冰之声：机制落地的铿锵脚步
王少峰的讲述并非空泛的理论，而是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织就的实践图景。他提到新发地村法治副村长的故事时，语气中带着几分自豪：“市场转型升级中，合同纠纷频发。法治副村长引入国家法官学院专家，建立‘24小时响应机制’，连村集体企业的股权变更都有了法律护航。”我仿佛看到深夜的村委会办公室里，法治副村长与村民围坐讨论合同条款的身影，听到键盘敲击声与七嘴八舌的讨论声交织成的法治协奏曲。
更触动我的，是东河沿村法治副村长的履职细节。针对宅基地征收这类“老大难”问题，她走访村民、对接部门，制定出《拆迁政策合规性审查清单》。“过去村民怕拆迁‘暗箱操作’，现在法治副村长全程参与，连补偿方案都要经过合法性论证。”王少峰说这话时，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像是在强调法治对公平的守护。我注意到他提及的一个数据：法治副村长已提供法律服务1267次，接待咨询826人次。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从“信访”到“信法”的个体命运转折。
乡土温度：法治与情理的融合之道
采访中途，王少峰特意调出几段村民反馈的视频。画面中，郭庄子村一位老人握着法治副村长的手连声道谢：“以前被骗了只能认栽，现在副村长教咱用法律讨公道！”视频里，赵辛店村的工地普法课堂上，务工人员围着法治副村长询问工资支付法规，眼神炽热如寻灯夜行的人。
“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有温度的工具。”王少峰感慨道。他举了大灰厂村的例子：棚改项目中，村民因周转费延期集体焦虑，法治副村长第一时间上门，既讲法律程序，也谈情理疏导，最终引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避免了矛盾升级。这种“法律+情理”的双轨调解，让我胸中翻涌起一股暖流——法治的终极目的，或许是让每个人在规则中感受到尊严。
最令我动容的是王少峰提到的一个细节：某村法治副村长在调解邻里土地纠纷时，发现双方争执的焦点竟是一棵祖辈种下的老树。他没有机械引用法律条文，而是带着双方回忆老树承载的家族记忆，最终促成和解。“法治副村长要懂法，更要懂心。”王少峰说这话时，窗外阳光正好洒在会议室的绿植上，仿佛呼应着这种“扎根式”治理的生命力。
攻坚之困：机制优化的现实挑战
然而，任何创新机制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当问及当前面临的难题时，王少峰的神色凝重了几分。“部分法治副村长与村民需求匹配度不高，有的擅长商事法律，但村民更需要宅基地、婚姻继承等方面的指导；还有的依赖电话沟通，深入田间地头不够。”他坦言，初期普法存在“大水漫灌”问题，一场讲座下来，村民记住的有限。
但问题本身就是改革的导向。丰台区的应对策略让我看到了一种务实的智慧。通过法治合作社整合资源，由“法治副村长”任社长，联动“法律明白人”“村居法律顾问”“学法用法示范户”，吸纳“五老人员”、社区民警，甚至引入人工智能法律助手“法治合作社云台”“e图通法治”，提供7×24小时服务。王少峰生动地比喻：“单打独斗变集团作战，法治服务从‘最后一公里’升级为‘家门口’。”他提到试点村已完善合作社架构，名单公示上墙，村民可随时按需“点单”。这种从“人治”到“机制治”的转变，正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
未来之景：法治星火的燎原之势
访谈尾声，王少峰展望未来时，语速加快，眼中闪着光，“‘法治副村长’只是起点，我们还部署了‘金融副村长’‘科技副村长’，让法治、金融、科技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他阐释了三者的关系：法治保公平、金融活经济、科技促升级——如同给乡村治理装上稳定器、加速器和导航仪。
他特别提到丽泽金融商务区设立的“企业服务站”，法治副村长与金融、科技人才协同服务企业，从审批到用工全程护航。这种系统思维让我联想到丰台区作为超大城市治理试验田的使命：法治赋能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城乡融合发展的全链条。
分别时，王少峰送我到门口，忽然补充了一句：“记者同志，法治副村长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办了多少案子，而在于村民遇事时，第一个想到的是找法律而不是找关系。”这句话如重锤落心，让我回味良久。
“副村长”们：让法治在田埂巷陌间生根
回程路上，我翻看采访笔记，丰台区的乡村图景在脑中交织：新发地村的合同纠纷化解、东河沿村的拆迁清单、大灰厂村的棚改调解……这些碎片拼出一幅法治如何通过“副村长”这一毛细血管，输送到基层肌理的生动画面。
丰台区的基层依法治理实践更注重于预防性治理——法治副村长不仅是矛盾的化解者，更是规则的建构者。他们用法律语言翻译乡土逻辑，用专业能力赋能村民自主，让“枫桥经验”在首都的土壤中焕新。
此行我最大的感触是：法治不是高高在上的庙堂之学，而是可触摸、可感知的生活哲学。当村民说“有副村长在，心里踏实”时，法治便完成了从文本到信仰的蜕变。而丰台区的探索推动法治赋能从“治已病”向“防未病”转变，正为全国基层治理提供一种可复制的“温度+精度”方案——法治之光，终将照亮每一处角落。
回顾此行，笔下的札记已逾数千言，却难尽旅途所见所感。基层治理的突围，终归要靠人的坚守与制度的创新。法治副村长们如散落乡野的星火，以专业与温情照亮治理盲区，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一桩桩土地纠纷、一次次普法课堂中，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
王少峰在采访中说：“法治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守护者。”这句话久久回荡在我心中。作为记者，我不仅记录了一场机制创新，更见证了中国法治文明在基层的生动落地。或许，真正的“赋能”，正是让法治从庙堂之高走入江湖之远，在田埂巷陌间生根发芽，终成庇佑众生的大树。
夜色渐浓，我合上笔记。车窗外，村庄的灯火次第亮起，宛如法治之光，温暖而坚定。（本刊记者 徐峰）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11月上（总第213期） 采访札记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