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治讯 2024年，311件；2026年1—10月，6909件——不到三年时间，涉平台治理案件量暴涨21倍。这组极具冲击力的司法数据，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11月10日召开的涉平台治理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数据的大幅攀升，直观折射出随着平台经济深入发展，涉平台治理纠纷已进入高发、频发的新阶段，司法裁判正持续为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清晰划定行为边界、明确运行规则。
据北京互联网法院通报，自2018年建院以来，北京互联网法院累计受理各类网络服务合同纠纷35869件，审结32947件。其中，因平台执行规则、处罚违规用户或经营者而引发的涉平台治理纠纷，共受理10547件，审结9548件，在网络服务合同案件中占比达29.4%——差不多每3件网络服务合同纠纷里，就有一件跟平台“开罚单”有关。
案件数量激增，主要涵盖网购、直播、生活服务三类应用场景
从案件数量情况来看，案件呈现逐年较快上升趋势，2023年之前相关案件整体数量较少，2024年、2025年以及2026年1—10月，案件受理数分别达到311件、2970件、6909件。相关案件主要涵盖网络购物、网络直播、生活服务三大类应用场景，案件占比分别为60.6%、36.1%、3.3%，其中涉网络购物、网络直播平台治理纠纷均出现较大增幅。数字背后，是数字平台深度嵌入社会经济各领域后，规则摩擦与治理风险的日益凸显。
图1.北京互联网法院涉平台治理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受理数量（2024—2026）
图2. 北京互联网法院涉平台治理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场景占比
诉讼分为处罚争议型、处罚追偿型两类，违规情形多样
从涉诉主体看，涉平台治理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主要包含两类情形：一类是用户或经营者告平台的“处罚争议型”诉讼。原告遍布全国各地，自然人占比约56%，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占比约44%，多为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被告主要是在京平台企业，多被告案件占比12.2%，折射出平台组织架构和业务模式日趋复合、嵌套。另一类是平台告用户或经营者的“处罚追偿型”诉讼，多发于网络购物类平台，多涉及惩罚性违约金条款审查，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市场秩序维护等民生热点密切相关。
从涉案违规情形看，网络购物领域，虚假宣传、刷单炒信、品质缺陷、虚假物流轨迹、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等典型场景频现；网络直播领域，色情低俗引流、无资质营销、录播伪装直播、虚假宣传、违反AI生成内容标识义务等问题突出；生活服务领域，网约车甩客绕道、违规收费、辱骂骚扰乘客，外卖店铺资质造假、食品安全不达标等情形也进入司法视野。
从争议处罚类型来看，从警告、信用扣分、限制账号功能、限制流量分发等行为性措施，到扣除保证金、扣除违约金、冻结货款、限制提现等财产性措施，再到封禁账号、强制清退、停止服务等资格性措施，平台处罚已形成由轻及重的阶梯式体系。
纠纷怎么解决？整体呈现调解比例较高、判决比例较低特点
北京互联网法院自2018年建院以来累计受理的涉平台治理纠纷中，判决结案占比11.3%，调解结案占比21.8%。判决案件中，以原告起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驳回为主。此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及小额诉讼程序比例较高、审理周期较短，为当事人迅速化解纠纷提供了便捷高效途径。
平台既是市场经营者，又是市场规制者。北京互联网法院在审理中坚持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并重，既尊重平台规范自治，又防止平台以自治之名不当侵害用户权益；同时避免司法过度介入，压缩平台正常治理空间，影响平台创新发展活力。北京互联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平衡平台治理责任与平台内经营者权利，妥善处理好涉平台治理纠纷，服务保障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