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从“制度供给”到“基层触达”的治理转型

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从“制度供给”到“基层触达”的治理转型

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

——从“制度供给”到“基层触达”的治理转型

两地实践,同一指向

近年来,上海在优化营商环境方案中首次将“优化基层营商环境”作为攻坚突破任务,提出“街镇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在重点园区楼宇建立一站式服务站点。四川广元市则连续开展十余次“营商进基层”活动,将政企恳谈的会场从政务大厅搬到乡镇、园区、企业车间,累计解决痛点难点问题200余个,企业诉求现场解决率突破90%。两地实践,路径不同,指向一致:营商环境建设的重心,正在从“制度供给”向“基层触达”转移。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进提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当制度设计的“四梁八柱”逐步完善之后,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命题浮出水面:制度效能如何穿越层层层级,抵达每一个经营主体?

壹:三个层面的“落差” 政策效能与主体感知之间

“最后一公里”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其学理内涵是政策效能与主体感知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至少存在于三个层面。

第一种落差:空间落差:政务服务资源的“中心-边缘”分布不均

政务大厅、审批窗口、服务专班通常集中在城区和开发区,而乡镇、街道、村社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往往需要“跑远路”才能获得同等服务。调研中不难发现,乡镇(街道)在政务服务、政策执行、问题响应等方面存在不少堵点,企业反映的问题解决效率不高,一些涉及多部门协调的诉求容易陷入“踢皮球”的困境。

第二种落差:层级落差:政策传达的“逐级递减”效应

省级政策经过市、县、乡镇的层层传导,到达基层经营主体时,往往已经“变了形”“走了样”。企业感知的是“最后一环”的具体态度和效率,而非顶层设计的初衷。基层是服务企业的最前沿,是营商环境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第三种落差:感知落差:制度承诺与日常体验的“温差”

2025年度四川省营商环境评价中,86.26%的受访企业认为本地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政务服务满意度超过97%,有57.04%的企业表示有信心扩大规模。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深层问题:“办事方便”不等于“经营安心”。制度层面的改善是真实的,但企业感知到的“确定性”还不足。

86.26%认为持续改善

97%政务服务满意度

57.04%愿扩大规模

贰:两种攻坚路径 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实践逻辑

从各地实践看,打通“最后一公里”大致呈现两种典型路径。

路径一 · 制度标准化

以“制度标准化”推动基层服务能力升级

这一路径的逻辑是“先立规矩、再抓落实”。通过出台园区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指引、编制营商环境实务手册等方式,从制度层面明确基层营商服务标准。同时,依托数智化平台,将政策匹配和融资服务下沉至街镇园区,实现“政策找人”而非“人找政策”。这一路径的特点是系统性强、可复制性高,但依赖于较高的财政和技术投入。

路径二 · 机制下沉化

以“机制下沉化”倒逼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这一路径的逻辑是“先把人派下去、再把事解决掉”。通过建立“市级统筹、县区主责、乡镇落实、村社协同”的多级责任体系,在乡镇(街道)设立营商环境监测站(点),聘请企业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监督员,形成“发现问题—定期交办—限时办理—结果反馈—企业评价”的闭环机制。一些地方还创造了“企业现场出题、部门当场答卷、纪检媒体全程监考”的活动模式,推动营商专员下沉一线,服务覆盖大量民营企业。这一路径的特点是灵活性强、政治承诺度高,但依赖于地方主要领导的推动力和持续性。

两种路径的共同点在于:都不再满足于“窗口服务”的标准化,而是将治理触角延伸至企业“家门口”。区别在于,前者更注重制度化的“软基建”,后者更依赖政治动员的“硬推动”。两种路径的互补性,恰好揭示了“最后一公里”攻坚的完整图景:既需要制度化的服务标准,也需要政治化的责任传导。

叁:三个治理命题 从“末端失灵”到“第一现场”

打通“最后一公里”,本质上是解决治理体系的“末端失灵”问题。从各地的探索实践中,可以提炼出三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治理命题。

命题一 :基层营商服务的“可及性”与“精准性”如何平衡?

“可及性”要求服务覆盖所有经营主体,包括乡镇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精准性”要求根据不同主体的需求提供差异化服务。下沉服务有助于解决“可及性”问题,但受限于活动频次和覆盖半径,相对于量大面广的小微主体而言,覆盖面仍然有限。数字化平台通过“免申即享”等手段有助于解决“精准性”问题,但可能对数字能力较弱的个体工商户形成“数字鸿沟”。“最后一公里”的攻坚,需要在“广覆盖”和“深触达”之间找到平衡。

命题二 :基层营商服务的“制度化”与“运动化”如何转化?  

一些地方的基层营商服务带有较强的“政治动员”色彩——领导出面、纪委监督、媒体跟踪,这种高压态势确保了短期内的执行力度。但可持续的基层营商服务,需要从“运动式攻坚”转化为“制度化运行”。部分地方已经在尝试制度化建设:建立营商环境监测站点、配备营商专员、形成闭环管理机制。但从“领导推动”到“制度驱动”的转化,仍是所有地方面临的共同挑战。

命题三:基层营商服务的“考核压力”与“企业感受”如何统一?

基层干部面临多重考核压力,营商环境考核只是其中之一。当考核指标偏重于“办件量”、“满意度评分”等可量化数据时,可能出现“为考核而服务”的异化。真正健康的政企关系,应当是基于信任的常态化互动,而非基于考核的“服务表演”。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时间、需要诚意、更需要基层干部对“服务”本身的价值认同。

结语:基层是“最后一环”,也是“第一现场”

“最后一公里”的提法,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末端补救”的错觉。但更准确的理解是:基层既是制度效能的“最后一环”,也是企业感知的“第一现场”。企业不会关心省级出台了哪些政策、市级召开了几次会议,他们只关心“我遇到问题时,有没有人管、管得怎么样”。

从各地的实践看,打通“最后一公里”没有统一的模式。制度标准化路径适合产业集聚度高、治理能力强的地区;机制下沉化路径适合地域广阔、层级落差大的地区。但无论哪种路径,核心都是将治理资源向基层倾斜、将服务能力向一线下沉、将评价标准向企业感受对齐。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当“门好进、事好办”已经成为常态,营商环境的竞争将越来越取决于基层末梢的响应质量。一块公交指引牌的有无、一次跨部门协调的成败、一句“我帮你问问”的态度,这些微观细节构成的,正是企业对一个地方营商环境的全部认知。

营商环境,最终是“人”的营商环境。而“人”,在最基层。

(作者:张效春 四川众信和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省营商环境咨询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