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男子在乘坐公交车时突发身体不适倒地，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家属认为，公交驾驶员原地等待救护车延误了救援时机，将公交车所属的两家公司诉至法院，索赔40余万元。近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家属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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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报道，2024年12月27日，李某从西安老洼滩公交站上车，乘坐某乙公司、某甲公司运营的336路公交车。车辆监控视频记录了事发经过：7时59分3秒，李某刷卡上车后站在车辆一层尾部；8时2分45秒，李某出现身体不适症状，身体侧歪向后摔倒在地，其他乘客试图将其扶起但未能成功；8时2分59秒，驾驶员发现情况后停车，走到后门处查看，并让其他乘客拨打急救电话；8时3分，乘客拨打了急救电话；8时6分36秒，驾驶员打开车门让其余乘客下车，乘客于8时9分31秒下车完毕，其间驾驶员及一名女性乘客在李某身边照料。自倒地至8时13分，李某仍有自主呼吸。8时14分50秒，驾驶员拍打李某时发现其无反应，随即进行心肺复苏；8时17分，急救人员上车抢救；8时22分，医护人员将李某抬下车送往医院。
医院病历显示，李某因抢救无效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亡地点为“来院途中”，死因推断为心源性猝死。
李某家属提供的地图导航截图显示，事发时距离事发地最近的医院驾驶距离为2.6公里，若驾驶员直接驾车前往医院大约仅需7分钟。家属认为，驾驶员被动等待15分钟救护车才到现场，将李某从公交车抬上救护车再送往医院又花费9至10分钟，共延误救援15至16分钟。
两家公交公司辩称，城市公交限速60公里每小时，涉事车辆为双层巴士，车高4.2米。该车驾驶员只熟悉这条固定往返线路，并不清楚其他路线，担心绕行路段存在限高障碍，车辆无法通行，因此选择留在原地等候急救人员到场。
庭审过程中，李某家属提出诉求，主张抢救费用、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100余万元，要求两家公交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赔付金额40余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二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本案中李某死因推断为心源性猝死。监控视频显示，李某倒地之后，驾驶员第一时间停车查看、拨打急救电话、疏散人群，对李某开展照料并实施心肺复苏。事发十分仓促，驾驶员并不具备专业急救资质，无法判断李某倒地的具体原因。本案法院认为，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及时呼叫急救人员，即已经履行法律所要求的合理救助义务。
针对家属提出的司机没有直接驾车送医、错失抢救时机这一观点，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涉事车辆属于双层公交，加之事发正值早高峰。在无法预判沿途是否有限高、拥堵等通行障碍的前提下，驾驶员选择原地等候急救人员，该行为并不构成过错。家属提交的现有证据，难以证实两家公交公司存在过错，也无法证明李某死亡的结果和公交公司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合上述理由，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李某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某家属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认定，公交驾驶员对乘客负有的生命健康保障义务，主要适用于防范外部风险引发的人身安全隐患。针对乘客在乘车途中突发疾病的情形，应急处置方式不仅需要兼顾全车乘客的公共利益，也受限于驾驶员的职业能力范畴，且不同病症对应的急救方案具备极强的专业属性，非普通从业人员可精准判断。
本案中，在李某突发身体不适倒地后，涉事驾驶员第一时间疏散车内乘客、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开展了系列应急处置工作，并未出现消极不作为的情况，其处置流程亦符合日常情理与常规应急规范。因此，李某家属主张驾驶员救援措施滞后、处置无效，要求两家公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据此，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触及了公共交通工具上承运人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二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但“尽力救助”并非无限责任，而是与承运人的能力相匹配的合理救助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三条进一步明确：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本案法院审理认为，李某系突发心源性猝死，死亡根源为自身健康问题；同时涉事司机事发后已经采取合理救助举措，公交公司不存在处置过错，故而无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尽力救助”的审查标准日趋明晰。在湖北利川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类似案件中，驾驶员虽进行了报告、报警等操作，但未将拨打120作为首选措施，被认定存在救助瑕疵，法院酌定承运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而在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八旬老人公交猝死案中，售票员从发现异常到与120交接仅用约8分钟，法院认定公交公司已在其能力范围内履行救助义务，驳回家属全部诉讼请求。
两案的对比揭示了“尽力救助”义务的履行质量，取决于承运人是否第一时间采取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当突发疾病的专业判断超出驾驶员能力范围时，及时呼叫专业急救力量即视为合理履行义务；反之，若因流程化操作拖延了核心救助措施，则可能被认定存在过错。
（本稿综合自红星新闻、解放日报等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