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兼职律师帮落难的副处长打了多年官司，垫了钱、熬了夜，赢了案子的那晚，一句"几万块的账该还了"，却让多年交情一夜崩盘。官司能讨回是非，未必讨得回安生。这堂几万块的课，是法律人的最后一课，叫无讼。
一条马路，两种人生
我认识老张那年，他的鼾声还没有后来那么有名。
老张是一所大学后勤处的副处长。这个官听起来不大，胜在稳：老婆在大学附小工作，儿子儿媳也有像样的正式工作，一家人像一张四条腿都踩在实地上吃饭的桌子。
可老张偏偏觉得这张桌子还缺一条腿——钱。他说，人这辈子，总得给老婆孩子多挣一点。
副处长的执念
于是他跟人合伙，承包了一段公路工程。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公路这东西，修的是路，陷进去的是人。
官司一场接一场地来，他一场接一场地输。输到最后，法院的执行裁定书贴上了他家新买的小洋房的门。
那套房是他和老伴看好了养老用的，朝南，带个小阳台，据说阳台上望得见一棵黄葛树。
房子被执行的那天，老张给我打电话，声音平得像一张摊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那时我年轻，刚做兼职律师，案子少，时间多，我翻了翻材料，说：行，我帮你弄。
打桩机一样的鼾声
第一次出差，当晚老张开了一个标准双床房，非要跟我挤在一个房间睡觉。
我说张处，这不太好吧，您习惯吗，我不太习惯。
他说小郭啊，你不懂，我如今看见标间里两张床，空一张，心里就发慌。
到半夜我才明白，他心疼的不是床，是钱。
他的鼾声一起，整间屋子像有一台打桩机在作业——毕竟是修公路出身的人，连睡觉都自带工程机械。
我在黑暗里听了半小时，终于懂得了什么叫“强制执行”，于是悄悄拎起包摸到大堂，自己又开了一间房。
第二天一早他打来电话，惊讶地问：你在哪里？
我说：张处，你不是说不打呼噜吗？
他愣了愣，忽然笑了，笑得有点不好意思：吵着你了？
我说：没事，就当提前体验了工地生活。
倒贴饭钱的代理
有段时间，他手头很紧，紧到到什么程度呢？到了饭点，他摆摆手：我不饿，你去吃。
起初我信了，以为处长们修身养性，过午不食。后来发现他饿的时候也不吃，我才明白。
我说：老张，我知道你手头紧，但饭总要吃的，走，这顿我请。
于是那几年，我替他跑案子，没收到他一分代理费，隔三差五还倒贴一顿饭。
妻子说我傻。
我说，一个处级干部，落到这地步，也不容易。
后来越来越熟了，他开口找我借钱。数目不大，几万块。
来的时候，他把身份证复印了一份，和借条钉在一起，红手印摁得端端正正：小郭，我尽快想办法还你，你放心！
我看着复印件上那张微胖的、有点憨厚的脸，把钱转了过去。
官司赢了，人情破了
他的最后一个案子，我拉了律所一位同事一起帮着做。
官司赢了。我们陪他在法院蹲了大半年，总算执行回来几十万。
那天晚上，他请我们吃饭，喝了不少酒，当场向律所账户转账支付了部分律师费。
他举着杯子，眼睛发亮：我终于打了一个翻身仗，谢谢两位恩人。
第二天酒醒，我给他打电话，话赶话地就说漏了嘴——大意是：老张，钱拿到了，律师费也付了一部分，借我个人的那几万，是不是也该还了？还非得我打电话来催？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然后炸了。
他说，我们这么多年交情，我什么时候想过赖你的账？你这么说，是拿我当老赖？好！你既不仁，别怪我不义！话我放这儿，这钱我就是不还了，我就是老赖了！你有本事，去法院告我！
忙音嘟嘟地响，固执得像他那晚的鼾声。
耶林与孔夫子
我气得浑身发抖，回家翻出借条，坐在电脑前草拟起诉状。
写到第三行，被老婆按住了手：你想好了再说。为几万块钱打这场官司，赢了又怎样？你累不累？
我坐了半宿。天亮之前，把借条放进书桌抽屉的最底层，上面压了本民事法律大全。
那一夜没睡着。我想起大学里读过的耶林。
他在《为权利而斗争》中说：斗争是法的生命，为权利而斗争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也是对自己的义务，还是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
当年我读得热血沸腾，恨不得替全人类斗争一辈子。
可而今，权利就攥在我手里，白纸黑字，红手印端端正正，我却泄了气。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耶林教我们为权利而斗争，却没教我们事事发动诉讼。
老夫子比他说得更早，也更狠：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法这一行，入门第一课是斗争；然而最后一课，恐怕是无讼。
诉讼能还你一个是非曲直，却未必还得了你一个安生。
法治修到极处，原来是天下无讼。
几万块的学费
那算是老张给我上的一课：一个人落难时你帮他，甚至借钱给他，等他缓过来，他未必记得你的好。
这堂课学费几万块，不算贵。
我和他就此断了联系。
马路对面的因果
再见他，是多年以后，在沙坪坝一所大学的门口。
隔着一条马路，我差点没认出来——他瘦得脱了形，站在梧桐树影里，像一根被抽空了内容的晾衣杆。
后来我托人打听，才知道他又栽了几个跟头。再后来，他自己也查出了癌症。夫妻俩，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换着住。
我在马路这边站了很久。我学了半辈子法律，凡事讲证据、讲因果，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中间得有证据链。
可那一刻我头一回觉得，这世上或许另有一间账房：不发传票，不开庭审理，不用谁举证质证，到了日子，自己结账。
你说它是因果也好，报应也好，或者干脆叫它玄学——它不打官司，它直接执行。
心里只剩两个字：幸好。
幸好当年没去告他。要是赢了官司，申请执行，掏空他最后一点家底，让他当众难堪——那他后来病成那样，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是我郭某人逼的。
法律能替我讨回公道，却未必替我讨得回这半条马路之外的平安。
迟到的结清
再往后，又过了几年。
前不久，当年一起办他案子的同事打来电话：老张找上门来了，想请我们俩吃顿饭。说他这些年一直很愧疚，过意不去，当年糊涂，得罪了人，钱没还，还在电话里吵了一架，实在对不住，这么多年不好意思联系。
同事劝我：都过去了，该放下的就放下。一起吃个饭嘛，席间看看他什么想法，能不能还钱，看了表现再说。
我几乎没有犹豫：饭我不吃。他要还钱，我收下；不还，我也不会再提。要吃你去吃，反正我不去。
同事叹口气，挂了电话。
又过了些日子，他忽然转来一笔钱——比借条上的数目，多了几百块。
同事说，老张交代：多出来的，是当年半夜他的鼾声把我赶出去，另开那间房的钱。
我把钱收了，回了同事一个字：嗯。
最后一课
那天晚上，我拉开书桌抽屉，把压在最底层的借条取出来。
纸已经黄了。
翻过背面，那张身份证复印件还钉在上面：照片里的老张微微发胖，白体恤领口扣得一丝不苟，是后勤处副处长的模样，一个还相信自己能把日子过好的人。
我看了很久，没有撕。我把借条放回抽屉，只是这一次，没再往上压那本民事法律大全。
我又想起耶林，和孔夫子。
法律教我斗争，岁月教我放手；法庭上讨得回是非，讨不回的东西，自有另一本我看不见的账簿替人记着。
老张的账，那一晚结清了。
我这一课，也算上完了。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侯国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