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值班室的警铃声响起：“×村，村民刘某和王某因加盖院墙引发纠纷，发生肢体冲突，无人持械，有人受伤，已拨打120！”
我赶忙叫上同事，立即驾车赶往事发地。我知道，这种警情现场双方很容易矛盾激化导致失控，甚至酿成更大的案件。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警情现场：一条狭窄的村道旁，两户人家的院墙紧挨着，中间只隔了不到半米宽的过道。此前，现场已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执。
任怀军（中）与同事们在车站巡逻（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 供图）
一个穿黑色毛衣的男子站在自家院门前，脸上有红肿，手扶着墙，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着，看到我后连忙叫道：“警察同志，你可得给我做主。他们家违规扩建围墙，占了我的地，还动手打我！”
邻居站在一旁，手腕上有些许的抓痕，嘴角有点红肿，——显然也挨打了。
这时，一名女子冲出来，哭喊着：“哪有这样欺负人的。我们在自己家地上建围墙，不让我们建就不说了，还动手打人。看把我老公打的！”
“不！是你家先动的手！”穿黑色毛衣的男子反驳道，“你家扩建时，墙都建到我家地基上了！我找你们说理，你俩上来打我，我家监控都拍着呢！”
听到这里，我对事情的经过已有大致了解。我先让辅警疏散围观群众，同时确认伤者情况。120急救人员赶到后，检查发现双方并无大碍，双方也都不愿意去医院治疗。我仍一一进行了现场拍照、固定伤情。
“同志，事情已经闹到今天这一步，这个地方到底属于谁家的，也到了该说清楚的时候了。”施工一方说。
我冷静地观察现场：两家院墙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我意识到，这起土地纠纷是一场长期积怨的爆发。
“先别吵，都冷静一下。”我大声说，“我需要了解事实，才能公正处理。”
我先将双方分开，分别进行“背靠背”的询问。这是我多年总结的询问方法，尤其是双方有冲突的时候，先将双方隔离开来，再分别进行询问，有助于“降温”。我先问黑色毛衣男子：“你说对方扩建占了你的地，有什么证据吗？”
“有！”他激动地说，“去年政府重新测绘，我家有土地证，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地界，我家围墙外面留有40厘米宽。现在他家盖围墙，外面一点地方也不留……”
“为啥你留40厘米，他家就一定也要留呢？”我继续问。
“你是不知道，墙头外面都需要留一定的宽度用作房檐滴水，这是农村的建房规矩……”
问到这里，我心中已有初步解决方案。双方对土地的边界大概率是没有争议的，争议点在于农村建房的习俗和心理的平衡点，我只要将这个平衡点给他们找准了，当下的纠纷自然就解决了。
我转身走到另一方跟前，问道：“你的围墙越界了吗？”
“我敢保证没有越界。我有土地证，我建在我自己的地方，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用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下双方的陈述，然后调取了双方的土地测绘图和宅基地使用权证，核查结果和双方表述的确实一致。接下来就是在双方的心理上寻求一个平衡点。我决定采取“三步调解法”。
第一步是情绪疏导。我找来村干部到场充当“和事老”，缓解双方对立情绪。我再次和双方分别谈话。对建围墙的一方，我轻声说：“邻里之间和气为重。我既会保障你的合法权益，也会听从村干部关于乡规民约的建议。院子的大小不差那一二十厘米，地方还是你的地方。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想必你也知道。”
对另一方，我说：“你家围墙建得早，但不代表你围墙外留多宽别人也要和你留一样的宽度，这在法律上是找不到依据的。我可以给你争取调解，调解好了双方握手言和，不然，发生打架行为双方都要受到治安处罚。”
第二步是法律适用。我拿出警务通用大模型，很快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向双方逐条解释。
第三步是联动调解。我联系了村书记以及镇国土资源管理所、镇司法所的相关人员，邀请他们共同参与调解。我提出一个“双补方案”：
建围墙一方在围墙外留出20厘米，因对方围墙建设时间较早，现有的40厘米不动，后期围墙再建时可以外扩，同样外留20厘米。由村委会协调，草拟调解协议，镇国土资源管理所、镇司法所全程见证，对地界进行打点标记，确保今后不再产生纠纷。
“这个方案，你们觉得如何？”我问。
双方沉默良久，都点头表示同意。
“打架的事情，我依法处罚。”我接着说道。这时候，双方都看向我，眼神中带些吃惊。我话锋一转：“双方都动手了，伤情都很轻微，而且是首次。如果双方同意互不追责，是可以调解的。”
“依法可以调解。如果双方都同意互不追责，可以就此握手言和。”镇司法所的同志补充道。
最后，在村书记的见证下，双方握手言和，一场邻里宅基纠纷警情就此处结。（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 任怀军）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6年6月上（总第227期）履职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