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腹地，学界历来有“巴蜀”并称的学术传统，而“蜀学”的挖掘与研究已蔚为大观，并与齐学、鲁学、晋学、楚学、关学、洛学、闽学、徽学等地域学术，共同构成了中华学术的大宝库。然而，对标新时代区域发展与文化传承的战略需求，仅有“蜀学”显然独木难支。从历史纵深审视，《山海经》清晰记载“西南有巴国”；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巴国（巴郡）的疆域辐射力极为深远，其“尚武、歌舞”的文化特质与蜀地迥然有别又交相辉映。从现实格局审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如火如荼，这片热土不仅在地理上涵盖川渝，其在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上更与鄂、陕、滇、黔等地血脉相连。破除学术上“重蜀轻巴”的惯性思维，正式构建一门系统研究巴地历史文化及其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新兴学科——“巴学”，不仅是学术界的补课，更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当务之急。
一、 构建“巴学”的必要性：优化学科谱系与填补学术盲区
任何新兴学科的破茧而出，皆源于对既有知识体系局限性的深刻洞察与突围。构建“巴学”，在学术逻辑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
第一，这是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谱系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地方学作为一门以区域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问，极大丰富了“中国学”的内涵。然而，相较于“敦煌学”“徽学”“晋学”乃至“蜀学”的枝繁叶茂，针对广袤巴文化圈的系统学科建构却明显滞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巴文化与蜀文化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建立“巴学”，能够为地方学的研究范式提供全新的样本，补齐学科拼图，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版图更加完整、脉络更加清晰。
第二，这是纠正历史认知偏差、填补碎片化研究盲区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受制于成都平原在后世文献中的高频出现，巴地的历史地位往往被“蜀”的光环所遮蔽。事实证明，在三星堆文明大放异彩之前，巴人早已在川东、重庆及鄂西一带缔造了极具张力的政治实体。由于缺乏独立的学科统摄，巴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轨迹、与楚文化及中原文化的互动交融等诸多课题，至今仍呈碎片化离散状态。建立“巴学”，正是为了将散落的学术珍珠串联成链，还原一个立体、饱满的巴国图景。
二、 构建“巴学”的现实性：回应时代呼唤与赋能“双城圈”建设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关照现实、回应时代。提出构建“巴学”，绝非书斋里的自娱自乐，而是根植于波澜壮阔的时代语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首先，它直接呼应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国家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不仅是生产要素的经济共同体，更是精神同源的文化共同体。四川的“蜀学”底蕴深厚，但要真正激活重庆及川东、鄂西等地的文化内生动力，就必须树立与之匹配的文化旗帜。提出“巴学”，能够与“蜀学”形成双峰并峙、双核驱动的格局，从文化认同的深层次维度，消融行政壁垒带来的隔阂，为双城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纽带。
其次，它顺应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态势。我们所指的“巴地区”，是一个超越传统行政区划的泛文化圈与经济生态圈，涵盖今天的四川、重庆全境和湖北、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的部分地方。该区域正处于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多重交汇点。建立“巴学”，能够以学术为桥梁，打破省际边界思维，为跨区域的经济协作、生态保护、社会治理提供统一的文化底色和理论框架，推动西南西北地区实现整体联动与高质量发展。
三、 构建“巴学”的重要性：赓续中华文脉与驱动文化数字化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博弈和民族复兴的关键变量。建立“巴学”，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和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一方面，它是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巴文化以其独特的“尚武”精神、“歌舞”传统以及瑰丽的神话传说（如廪君化虎、盐水女神），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刚健、浪漫的基因。通过“巴学”的系统研究，深挖巴人的家国情怀与开拓精神，能够为今天的中国人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豪感。
另一方面，它是落实国家文化战略、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路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巴文化圈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从大足石刻到土家族摆手舞，从川江号子到巴渝古镇。建立“巴学”，可以为这些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采集、确权、交易提供学术标准和理论依据。通过“巴学”赋能文旅融合与创意产业，能够将沉睡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活跃的数字资产，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四、 构建“巴学”的可行性：厚植历史根基与汇聚学术动能
提出一门新学科，不仅需要宏大的愿景，更需要扎实的落地基础。值得庆幸的是，建立“巴学”已具备了充分的可行性。
其一，浩瀚的古籍文献与重大考古发现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山海经》《左传》《华阳国志》等典籍对巴国有着丰富记载，为“巴学”构建了历史坐标系。同时，近年来三峡库区考古、涪陵小田溪巴人墓地、宣汉罗家坝遗址等重大成果，出土了大量独具巴文化特征的青铜器、陶器，为“巴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物佐证。这些“地下新材料”与“纸上古资料”相互印证，足以支撑起一门独立学科的史料体系。
其二，既有“蜀学”及其他地方学的成熟经验提供了可复制的研究范式。“蜀学”在巴蜀文化源流、学术思想史等方面积累了丰硕成果；“晋学”“北京学”等也在区域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中探索出了成功路径。建立“巴学”，完全可以通过“借鉴—改造—创新”的路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快速搭建起自身的理论框架、方法论体系和学术共同体。
其三，雄厚的科研力量为“巴学”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障。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成都市社会科学院以及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已聚集了一批深耕巴蜀历史与文化的专家学者。只要顶层设计与学术规划到位，完全可以整合成一支跨学科、跨区域的“巴学”联合舰队，迅速推出一批标志性研究成果，让“巴学”在学术界站稳脚跟。
我们呼吁，学术界迅速行动起来，集结力量，共襄盛举。让“巴学”这棵新松，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森林中傲然挺立，为保护中华文化多样性、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学术力量！（2026年5月7日）
（作者：李单晶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任思奇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