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勋（？－公元226年），字叔业，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人，三国时期曹魏官员，历任丞相府掾属、太子中庶子、侍中、御史中丞等职。因公正司法和屡次谏诤而触怒魏文帝曹丕，他最终被以“指鹿为马”为由逮捕，并受到“十鼠同穴”的刑罚。
公正司法
鲍勋的父亲鲍信曾任汉朝济北国相，是曹操的好友。192年，时任济北相的鲍信与兖州牧曹操共同抵御青州黄巾军进攻。在战斗中，37岁的曹操身陷重围，鲍信殊死力战，才最终掩护曹操杀出突围，然其自身却战死疆场，连尸体也无法找到。曹操获救后十分悲痛，将鲍信之像刻在木头上，大哭着祭奠他。
20年后，57岁的曹操位极人臣，被封为魏公，建魏国，定都邺城，拥有冀州十郡之地。出于对鲍信的感念，他追录鲍信功绩，封其兄鲍邵为骑都尉、新都亭侯，并辟命鲍勋为丞相府掾属。
217年，30岁的曹丕被立为魏国王太子，鲍勋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后转任黄门侍郎，不久又出任魏郡西部都尉。当时，曹丕之妻郭夫人的弟弟任曲周县吏，被揭发盗窃官布，按法应当判处弃市（死刑)。曹操当时在谯县未归，留守邺城的曹丕多次亲笔致信给鲍勋，希望他能高抬贵手。但鲍勋严格司法，将所有罪证上呈朝廷，使犯人受到严惩。鲍勋在任太子中庶子时就已因守正不挠而令曹丕不满，此事更加深了曹丕的怨恨。曹丕遂趁魏郡在边境士兵轮休上出现延误问题，密令中尉参奏罢免了鲍勋的都尉职务。多年后，鲍勋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
数次直谏
220年，65岁的曹操病逝，32岁的曹丕执掌朝政大权。《三国志》载，曹丕爱好文学，“以著书为务”，自己创作的文章近百篇。其继承曹操职位后，下令收集注释各类经典，编纂出《皇览》。同年7月，曹丕下令说：“黄帝轩辕曾在明台议政，尧帝放勋在道路上修建听取民意之所，都是为了广泛收集民众意见。朝臣们一定要尽到劝谏职责，出征将帅要申明军法……凡是有官职者都应考核六艺。我会广泛听取大家意见。”
鲍勋当时任职驸马都尉，兼任侍中。获知此令后，他十分振奋。同年10月，汉献帝刘协在曹丕的亲信华歆等文武百官联名上书的逼迫下，将皇位禅让给曹丕。32岁的曹丕代汉称帝，史称魏文帝。他下令大赦天下，并下诏告示：大禹葬在会稽，农夫不改耕种之地；自古以来，没有不会灭亡的诸侯国，亦无不被挖掘的陵墓；当年尧舜去世时，娥皇女英并未殉葬，故其后妃今后也不必殉葬。此诏影响深远。
鲍勋多次上表奏请曹丕重视军事和农事，宽惠百姓；对于其他大臣提出的修建宫殿苑园等朝议，他认为应该将来再议。鲍勋的这些谏言，与其内心渴望早日统一江山的想法不谋而合。但令鲍勋没有想到的是，同年，长水校尉戴陵劝谏说曹丕不应该经常外出狩猎，令曹丕大怒；戴陵因此被判死罪，降格一等执行。此判决令鲍勋侧目而视。
鲍勋明白，当上魏国皇帝的曹丕，和即位前广征谏言的曹丕有所不同了。但为了百姓民生和心中道义，鲍勋仍然敢于直言上疏。有一天，当他得知曹丕又要去打猎时，鲍勋立即拦下曹丕的车马，呈上奏章：“臣希望您追寻先贤足迹，行为举止令万世效法，陛下怎可在守丧期间去打猎游乐呢？臣下甘冒死罪具谏，希望陛下深思。”
曹丕看完奏章后，联想起鲍勋过去的种种言行，当即亲手撕毁了其奏表，扬鞭而去。当他打猎中途停下休息时，他问身边侍臣：“游猎令人愉悦，还是八音乐器演奏令人愉悦？”侍中刘晔回答说：“游猎胜过音乐。”
骑马跟随一旁的鲍勋闻言立即驳斥说：“鲁隐公到棠地观看捕鱼，被《春秋》讥讽。陛下将游猎作急务，非也。”接着又奏称刘晔巧言谄媚，为人不忠，应当令法司对其治罪。曹丕闻言气得变了脸色，当即罢猎而回，令鲍勋出京任右中郎将。
223年，尚书令陈群和尚书仆射司马懿都举荐鲍勋任御史中丞，由于陈群、司马懿彼时德高望重，曹丕不得已任用鲍勋。鲍勋上任后执法严谨，令百官十分谨慎自律。
次年正月，曹丕下诏，规定天下只有谋反和大逆的罪行才能揭发上告，其他罪名都不应告官、逮捕。若诬陷他人，必用其诬陷他人的罪行来惩治。此举令诬告陷害行为大为减少。
225年秋，渴望一统山河的曹丕准备进攻东吴，召请群臣议事，鲍勋当即上谏，说：“我军屡征东吴而未能获胜，是因为吴、蜀两国唇齿相依，山水险要阻隔。我军若继续奔袭遥远目标，每天耗费千金，白白消耗国力，臣下认为不可。”
曹丕听后对鲍勋更为忿恨，将他贬为治书执法。
“十鼠同穴”
同年农历十月，38岁的曹丕亲率水、陆大军十余万人到达江淮。因天气突然大寒，水道结冰，运兵舟船不得入江，不得已只好从寿春回军，无功而返。路过陈留郡时，陈留太守孙邕拜见曹丕后，顺道探望鲍勋。
当时军营只立了标记，尚未完成壕沟、围墙等设施，故孙邕来看望鲍勋时，没有走军营正道而是抄近路来见鲍勋。军营令史刘曜得知后，认为其违反军法，要处罚孙邕。对此，鲍勋认为，因军营的壕沟围墙堡垒等设施均未完成，孙邕抄近路的行为不应当受到处罚，故免除孙邕之罪，亦未向上级报告。
黄初七年（226年）正月，曹丕率大军回到洛阳，刘曜因犯罪被鲍勋上疏罢官，内心对鲍勋十分忌恨，故刘曜在被罢官后暗中上表奏报鲍勋私自为孙邕脱罪。
《三国志》载，曹丕阅奏后当即下达诏书给最高司法机关廷尉，说：“鲍勋指鹿为马，逮捕交付廷尉治罪。”
廷尉经过审理，对鲍勋作出“判刑五年”的判决。对此，三官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复核，并反驳说：“按照法律规定，只能罚金二斤。”
曹丕看到廷尉、三官对鲍勋裁决的刑罚一个比一个轻，非常生气。他愤怒地说：“鲍勋没有活着的理由，可你们竟敢包庇纵容他！逮捕三官以下官员一同治罪，与鲍勋一起处死，让他们十鼠同穴。”
太尉钟鲧等大臣一同为鲍勋求情减罪。曹丕依然不答应，同年4月，鲍勋被处死。
行刑后，百官得知，鲍勋修性养德，廉洁好施。他死后，家无余财。鲍勋死后20多天，38岁的曹丕病逝。曹丕死前，下令将后宫中淑媛、昭仪以下嫔妃全部遣送回家，实现了其不让嫔妃殉葬的诺言。但对于鲍勋之死，他未留一言。天下人无不为鲍勋扼腕叹息。
慎刑无罪
鲍勋无论在哪个职位，都忠于职守，公正司法；并从天下道义、国家发展、民生角度劝谏君王，这种行为自古以来为人称道。因古人深知，“忠言逆耳利于行”。故西晋文学家王沈认为鲍勋“清白有高节，知名于世”。但是，这种言行往往不为刚愎自用的君王所喜。而曹丕又“天资聪颖，文采不凡，下笔成文，博闻强记，才艺双全”“心胸不够宽广”故其对鲍勋不念私情，严惩其小舅子和数次直谏心中恼怒，将其当作忤逆的表现，多次对鲍勋予以免官等惩治。
从法律视角来看，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规的适用对象是军人，而非普通官民。当军营只是作了标记，尚未实际建成，更未采取挖沟、修建围墙等警戒防卫设施时，驻地太守不走大道抄小道来探望鲍勋的行为，不能成为军法处置的对象，更不构成犯罪，这是自古以来所有执政者坚持慎刑的表现。故鲍勋免除太守孙邕罪责的行为，并不构成出入人罪和徇私舞弊等罪名。即使构成出入人罪，其罪责也最多“罚铜二斤”。但身为魏国开国皇帝，因为私怨，竟以鲍勋“指鹿为马”为由对其逮捕审讯，更以“无活名”为由，不顾重臣的反对，坚持对其处死，并且对坚持依法办案的三官以下官员一同治罪，创造出“十鼠同穴”的奇闻奇事。故连《三国志》都认为曹丕若具备博大气度，励以公平之诚，怀远大志向，追求道义，则与古代贤明君主，并不遥远。对此鲍勋被处死的冤案，《三国志》更是认为：“鲍勋秉正无亏，而皆不免其身，惜哉！”
正是：
严格司法幽心嫌，无过免官意志坚。
位卑诤谏苍生惠，波涛汹涌更向前。
一人免罪慎刑严，十鼠同穴奇案冤。
心海若纳千溪水，一统江山数百年。
（作者：何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