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1620年)，历经风雨、好不容易坐上皇帝宝座不过一个月的朱常洛，因病食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仙丹”红丸。没有想到，朱常洛服用红丸后立即精神焕发，又很快死去。
有人怀疑是郑贵妃唆使他人下毒，朝廷旋即展开了一系列追查元凶的举动，从而引发了党争、私仇泛起，因此连坐罪死者众多。就连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也被迫辞官，主动请求朝廷将其发配边疆充军以平息众议。该案史称“红丸案”。
突患重病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帝朱翊钧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史称泰昌帝，又被称为光宗。
万历帝生前最宠爱的郑贵妃一直想扶立自己儿子称帝，她很快给朱常洛送来4位美女。朱常洛将此视为礼遇，于是高兴地收下了。
在登基大典上，泰昌帝行走、仪态正常，没有任何疾病的征象。但登基大典后仅十天，新君朱常洛就患上了重病。
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在万历朝担任了七年首辅，深受万历帝器重。万历帝对于方从哲替自己草诏的各项谕旨，几乎没有驳斥过。
这天，方从哲刚来到朝房，内廷就急召他面见皇帝。原来，泰昌帝病急乱投医，竟斥退太医院医官，请内侍崔文升给自己看病。
因常在皇帝身边侍候，崔文升对朱常洛比较了解，遂在皇帝不信任御医的情况下，提出了自己的治疗意见，结果获得朱常洛的首肯。
皇帝根据崔文升开的方子吃药，结果大泻不止，次日早上昏迷不醒。这便是内廷急召方从哲的原因所在。
当方从哲带着阁臣们赶到太和门时，内廷已经乱成了一团。皇帝依旧昏迷不醒，御医束手无策。
从御医口中，方从哲得知，皇帝因为滥用泻药，导致数月调理之功毁于一旦，但如果不再乱用庸医，还是有望调养好身体的。
然而，泰昌帝始终信不过太医院。他清醒后，在召见方从哲等人时问：“听说鸿胪寺有官员来进药，如今为何还不送来？”
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说他有仙方可治万岁病症，但臣与内阁诸臣计议，以为不可轻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
泰昌帝面露嗔色：“太医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
方从哲吓得连连叩头说：“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实不可信，皇上三思。”
泰昌帝说：“你传旨下去，朕要试试这个仙方。”
催进“仙丹”
接连三天，宫里不断来人催问：“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来了？”
方从哲只是推托。然而，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亲随太监前来传旨，令李可灼速带仙丹进宫。
方从哲无奈，只得与阁臣韩爌议定，由他二人陪同鸿胪寺丞李可灼带所进之药进宫。
李可灼是个50多岁的官员，确有点道骨仙风。所进的“仙丹”盛在一个十分古朴的锦匣内。据李可灼讲：“此仙丹乃是我年轻时在峨眉山采药时得遇一位仙长所赠，所用药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
朱常洛简要与李可灼交流了几句，认为李可灼所说的“病源及治法甚合”，于是大喜，遂命李可灼进药。
服用红丸后，泰昌帝睁开双眼，一下子坐了起来，好像健康了许多，连夸：“果然是仙药、仙药！”又称赞道：“李可灼是个忠臣。”
李可灼说：“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指点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药。”
泰昌帝允诺：“朕病好后，一定给你加官晋爵。”
一到服用第二丸的那天，泰昌帝就派人催仙药，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方从哲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询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拉上韩爌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这次，泰昌帝服罢药，同样立即来了精神，诸臣欢跃而退。
新君猝死
然而，次日凌晨，朱常洛猝然死去。此时，离他即位刚满一个月。
当太监急召诸臣时，方从哲已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来，弄不好都有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按明朝旧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也即如实代诏方为上策。
事情果不出方从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要求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奏本指出：给泰昌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
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方从哲思来想去，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折，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
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继位的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很快，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离开了京城。
泰昌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使得关于“红丸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这些议论围绕着泰昌帝的死因展开，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
千古之谜
一天，天启帝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发配充军边疆，以平朝臣之怨。
此疏一上，方才赢得许多大臣为方从哲开脱。天启帝亦被方从哲的诚恳打动，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时难以决断。
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上奏皇帝。特别是将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进行了十分具体的报告。
最后，韩爌提出，“红丸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案”不宜继续深究。
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其言可信。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之罪。
天启二年(1622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案”总算草草了结，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泰昌帝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自取灭亡
朱常洛即位后，虽然成为“天子”，但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生病后，众多太医为其诊治，但他拒绝太医服务，转而求助内侍崔文升和鸿胪寺寺丞李可灼，要求他们提供所谓的特效药和“仙丹”。
在吃了崔文升的“特效药”后，朱常洛病情恶化，应当认识到所谓“特效药”的荒谬；可他不思改正自己的错误观念，仍然排斥太医院的诊治。在明知李可灼并非专业医生的情况下，片面听信李可灼宣扬的所谓“仙丹”言论，并将红丸作为其“救命稻草”，完全是自取灭亡。
崔文升并非专业的医生，而李可灼更无医师资历，他们即使主观上没有故意伤害、杀死皇帝的动机，但按明朝刑法的标准，已经构成误伤。
正是：历尽艰难终登基，大赦天下朝野期。新欢旧爱均笑纳，大嫔小妃全惬意。御医调治未见效，内侍开方竟昏迷。寺丞敬呈仙丹红，皇帝试用功效疑。再服红丸五更死，众官弹劾首辅凄。党争纷起大奸喜，社稷倾危何所依？红丸一案千古奇，悲剧屡生惟叹息。
(作者:何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