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桓（？-1385），明朝初年大臣，官至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年）四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吏，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数额特别巨大。案发后，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被朱元璋处死者达数万人。
重刑治贪
元朝末年的官僚机构极为腐朽，官吏贪腐成性，民不聊生，以至激起民变。彭莹玉、刘福通、郭子兴、朱元璋等先后起义。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非常注意通过法律、礼仪等来遏制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朱元璋命人制定《大明律》，自己也直接指挥、参与讨论立法。他一方面提倡廉洁，要求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廉政爱民；另一方面对于犯法官吏特用重典，以吓阻官吏贪污腐败。如果有官员触犯贪污罪，则施以重刑，甚至恢复了早被废除的肉刑，还增加了剥皮等残酷的刑罚。
郭桓案爆发前，空印案、胡惟庸案先后发生。为了遏制官员贪污现象，朱元璋采取法外施刑的方式，而且处罚也越来越重，并且设立锦衣卫以加强对官员的监控。他曾感叹说：“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调查郭案
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一天，朱元璋仔细查阅着各地呈报的财政账目。突然，他在一本账册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细微的问题：“十万两白银”被人为地改成了“五万两白银”——在“十”字上加了三笔便成了“五”。
朱元璋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字之差，便使国家面临亏损五万两的危机！是谁胆子这么大，竟敢擅自修改账目？
朱元璋怀疑，担任北平承宣布政使司官员李彧、提刑按察使司官员赵全德、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参与其中，于是下令调查。
御史弹劾
郭桓是山东兖州东平人，在洪武四年（1371年）被举荐为官。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郭桓出任山西按察司佥事试户部右侍郎，同年五月开始试任户部尚书。
洪武十八年（1385年），因山东左布政使徐铎迁任户部尚书，郭桓降为右侍郎。同年3月，御史余敏、丁廷举上章弹劾郭桓利用职权，勾结李彧、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贪污。所涉事项包括：郭桓等人勾结地方官员私分了应天、镇江等五府（州）的税收和秋粮；浙西秋粮本应上缴450万石，但只上缴了200多万石，为此收受地方官员50万贯的贿赂；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收受应天、镇江等五府（州）富户徐添庆等人的贿赂，私自免除他们的马草（战马所需的草料），将负担转嫁给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百姓；在官粮里掺水以增加斤两，导致大量官粮腐烂变质，且事情败露之后，为了销赃灭证，将成千上万担被毁官粮埋入地下。
值得一提的是，郭桓等人几年之内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总共给大明朝造成了2400万担粮食的损失，这些粮食价值12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出身农民、深知“民以食为天”的朱元璋震怒了，他决心趁机严查全国贪污官员。
吴庸审案
朱元璋令审刑司右审刑吴庸审理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吴庸根据朱元璋的指令，对相关人员大力追查，甚至严刑逼供，最终发现此案牵连全国12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
朱元璋对涉案的郭桓、赵瑁、王惠迪等官员全部处死，前后共处死3万多人。据记载，当时六部之中，除了一个尚书和两个侍郎，其余官员基本上都被下诏处死，以致六部官员上朝前都要向家人交代好后事，见到同僚都要打听对方所在的部门又处死了几个人。
直到每个部门就剩下三两个人，官员们也就不用再问了。
死前面讯
郭桓案之前，朱元璋就注重当面审讯，以防有司法官员故意构陷。他曾经说：“凡有大狱，当面讯，防构陷锻炼之弊。”
朱元璋特别召见了兵部侍郎王志。他注意到，王志的受贿金额是22万两白银，被判决死刑。
见到王志时，朱元璋核实了一些基本问题，然后问：“你怎么这么贪呢？”
王志说：“我是财迷心窍了！我忘记了皇上当初的教诲，也忘了父母的养育之恩！”
朱元璋问：“你还有什么想法？”
王志说：“我现在必死，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依据《大明律》规定，官员贪污60两白银以上处死刑。朱元璋听到王志的话，颇觉心痛，感慨道：“哎！财利的诱惑的确很大，除非正人君子、至贤之士，一般人是很难抵挡这种诱惑的。然而，抵挡这种诱惑，真的就那么难吗？还是因为你下不了决心呢？”
引发骚动
数万官员被处死后，如何对待赃款赃物成了一件大事。因为郭桓伙同地方官员弄虚作假，采取了少收官粮的办法，朱元璋认为，必须追收少收的官粮。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追缴赃粮，民间中等之家和富人莫不因此破产，故引发众多百姓的反抗，以至于最终演变成全国骚动。
最后，为了平息民怨，朱元璋只好将负责此案的审刑司吴庸处死。他感叹说：“古往今来，贪赃枉法者大有人在，但是做得这么过分的，实在是不多！”郭桓案是朱元璋重典肃贪的表现，让明朝官员不得不警戒恐惧。
改革数字
为了防止后来者徇私舞弊，朱元璋在审结“郭桓案“后，下令将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以杜绝贪官污吏通过窜改数字贪赃枉法。
在郭桓被杀后的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又命国子生分行州县，随粮定区，量度田亩方圆，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为鱼鳞图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朝官方统计纳税人口突破6000万，全国田亩880万顷，夏税秋粮岁入3000万石。
持续之难
朱元璋从小生活在穷苦之家，对元朝官吏的残暴贪婪有着非常直观的认识。为了朱家王朝能得到百姓拥护，他对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各级官员予以无情打击。
据《明史》记载，明代法律对“贪墨之赃”明确规定：“有六：曰监守盗，曰常人盗，曰窃盗，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赃”，并对打击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犯罪作出了系统性的规定。在司法过程中，亦加大打击力度，以至于当时有人感慨说：“偏远郡县的官员，即使距离京师万里之外，无一不是‘悚心震胆’，如有神明驻守在庭中一般，不敢稍有放肆。”
但是，在处理郭桓案过程中，由于吴庸根据朱元璋的诏令，采取刑讯逼供的办法，以至于出现了六部官员和地方官员相互乱咬乱供的情况。屈打成招之下，牵连了很多无辜人员，冤杀、错杀的情况也在所难免，从而使肃政目标大打折扣。这也是吴庸最后被朱元璋处以凌迟之刑的原因之一。
有人认为，朱元璋通过此案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肃清了元朝遗留的官员，把六部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伙伴也顺便“处理”掉了。也有人认为，一个户部侍郎，绝对地方官员，能侵吞了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而且还是在朱元璋整顿吏治风头正紧的时候，实在无法不让人生疑。
郭桓案的主审法官吴庸被朱元璋凌迟处死后，朱元璋宣布大赦天下，案件到此结束，不再追究。但朱元璋忽略了极低的薪俸待遇，这决定了其整顿效果持续之困难。
按照明朝初年制定的标准：“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而明朝洪武十三年，也就是郭桓案发前的前两年，朱元璋制定了百官的俸禄标准：“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也就是说最高的正一品，年薪不过1000石。郭桓官职为正三品官员，年俸600石，即年薪300两银子。这种低工资，让官员难以养家和聘请师爷等工作人员。
“郭桓案”后不久，朱元璋就发现一名卫仓官，因为参与盗卖官仓里的粮食，被处以墨面、文身、挑断脚筋、割去膝盖之刑，结果此人在看管粮食时又故伎重演，其结局可想而知。朱元璋得知后感叹说：“此等凶顽之徒，果将何法以治之乎？”
正是：账册暗改太祖疑，御史调查惊天地。郭桓舞弊数目巨，众官勾结手段奇。吴庸审案用刑讯，侍郎以下均处死。追赃富人均破产，全国骚动难平息。吴庸被诛平民愤，完善记账改数字。贪污不绝薪水低，官吏再犯元璋急。人治反腐功难久，反贪还需靠法治。
（作者：何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