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其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营商环境的优化与市场活力的释放。2025年10月下旬，一场由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下称“北京企研会”）组织的聚焦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中的关键条款的研讨会在京召开，多位专家从股东出资责任、决议效力认定、人格否认制度、对赌协议规制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本次探讨既指出了现行草案中存在的模糊之处与程序漏洞，也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修改建议与制度展望，展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交融。现将主要观点整理刊发，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统一裁判尺度提供智识参考，助力公司法治建设向更公正、更高效的方向迈进。
我主要就《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关联公司人格否认”条款，提出一点补充性建议。
当前第五条主要规制关联公司间的过度控制行为，但实践中，公司恶意逃债的手段更为多样。它们常与非关联的第三方串通，或者主动采取多种方式处置资产，以侵害债权人利益。对此，现有条文未能提供全面的救济路径。
因此，我建议在第五条之后增加一条，专门惩罚公司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债权的行为。核心内容如下：
首先，明确界定“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建议条文可列举十余种典型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无偿或明显不合理价格交易财产、恶意提供担保、虚构债务、放弃债权、恶意减资、账目混乱导致资产不清、虚假承包租赁、破产前突击清偿以及恶意捐赠等。
其次，构建对债权人的立体化救济体系。债权人不仅有权向恶意串通的第三人在公司处置资产范围内追偿，还应有权主张合理的维权费用。为加大惩戒力度，可参照相关利率标准，规定第三人承担加倍的赔偿责任。
最后，阐述修改理由。此类恶意逃债行为，短期看是“避债”，长期看则会摧毁市场信用根基。它破坏公平竞争，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消耗公共司法资源，最终侵蚀的是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让恶意串通的第三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于法有据，于理应当，是维护交易安全与市场道德的必然要求。（李国强）
（作者系北京企研会企业合规专委会主任）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12月上（总第215期） 专题研究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