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深度迭代与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正深刻重塑法治运行的底层逻辑，推动司法监督领域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这一趋势在检察监督体系中体现为“数字检察”战略的全面推进。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明确提出，要“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公益诉讼办案难题，推动监督模式向智能化、精准化升级”。
然而，数字检察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全成熟，其核心内涵，检察机关如何通过数据聚合、算法优化、智能协同实现法律监督的“质效双升”仍需进一步理清。尤其在行政公益诉讼领域，该制度兼具“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双重属性，在当前实践中仍面临线索发现滞后、调查取证成本高、监督精准度不足等痛点，而数字技术的优势尚未与这些需求形成深度耦合。
一、数字赋能与行政公益诉讼
（一）数字检察的核心内涵界定
数字检察并非单纯的“技术＋检察”叠加，而是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算法模型为支撑，整合检察监督资源、重构监督流程的新型法律监督形态。检察数字化转型是涵盖案件受理、审查起诉、诉讼监督全业务环节的系统性变革，旨在通过技术赋能提升法律监督的效率与公正性。实践中，数字检察已在行政公益诉讼领域展现效能：2021年，广东省蕉岭县检察院搭建起公益诉讼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创“数字科技＋公益诉讼”双融合模式。该平台通过数据采集与智能分类技术，快速捕捉并推送环境污染案件线索，为检察机关及时介入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二）与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链接
传统法律监督模式往往以个案监督为主，依赖案件“上门”或当事人申请、控告，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覆盖面窄，而且常常监督滞后于问题发生。行政公益诉讼兼具“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双重属性，其运行需求与数字检察的技术优势天然耦合。从机制层面看，2021年浙江省检察机关率先提出“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数字化办案思路，并在次年获得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可，这一思路恰为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从现实价值看，数字检察对行政公益诉讼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破解数据壁垒，整合行政机关履职数据，如环境监测、市场监管数据等，为公益受损线索发现提供数据基础；其二，降低取证成本，依托卫星遥感、传感器等技术证据，减少大气污染、食品安全等领域的人工取证误差；其三，强化监督精准度，通过算法校验行政履职合规性，避免“监督盲目性”，这种赋能从本质上契合“双赢、多赢、共赢”的法律监督理念。
二、传统行政公益诉讼的运行困境与内在局限
（一）线索发现：渠道单一与响应滞后双重制约
传统行政公益诉讼的线索发现机制呈现“渠道单一化、响应滞后化”特征，主要依赖于行政机关移送、群众举报以及检察机关在办理其他案件时附带发现，这种被动式线索供给模式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在传统模式下，线索覆盖范围窄，难以触达隐蔽性强、专业门槛高的领域；另一方面，线索获取存在“时间差”，往往在公益损害已造成实质后果或引发社会关注时，检察机关才得以介入，错失早期干预时机。
（二）调查核实：效率瓶颈与证据效能不足的现实难题
传统行政公益诉讼的调查核实工作高度依赖人工调查和书面审查，缺乏现代技术工具支撑，导致效率低下与证据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突出。从效率层面看，面对涉及多行政机关、多区域的复杂案件，如跨流域污染、连锁性食品安全问题等，检察机关需逐一向相关单位调取资料、实地走访核实，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难以快速还原事实原貌；从证据层面看，人工取证易受主观因素影响，证人记忆偏差、调查人员认知局限均可能导致证据碎片化，难以形成完整证据链，削弱证明力。
（三）治理导向：个案处理主导下的系统性治理缺失
受传统法律监督“被动性、滞后性”特征影响，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以个案监督为基本形式，监督数据依赖被监督机关事后报送，监督资源获取渠道狭窄且不及时。这种导向下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集中于“解决单个案件中的公益损害问题”，缺乏对同类案件的归纳分析与源头治理，导致治理效果呈现碎片化，即便某一具体案件得到解决，同类公益侵害案件仍可能在不同区域、不同场景反复出现，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问题滋生。
三、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一）赋能的规范基础：政策指引与制度保障
2020年底，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明确提出加强信息化技术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应用，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与司法工作深度融合，完善“互联网+诉讼”模式，构建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这一政策导向并非单纯强调技术应用，而是将数字技术与司法监督职能结合，通过制度设计激活数据要素的监督价值——正如学者所言，“数字技术本身并不预设价值立场，只有与特定组织和目标相结合，才能产生价值与权力作用”，而行政公益诉讼“监督行政履职、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恰为数字检察提供了价值锚点。
在政策落地层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系列文件细化部署，《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明确要求各地检察机关“探索数据共享机制，将科技赋能作为公益诉讼现代化的重要发力点”。地方层面已形成多元实践：温州市检察院搭建“民生热线+执法数据+检察监督”三位一体线索发现机制，共享政府服务热线数据与行政处罚信息；河北省检察院建成贯通全省三级院的公益诉讼大数据智能化平台，实现案源汇聚、指挥一体化与成效可视化。
（二）实践参照：数字检察应用的经验借鉴
多地检察机关在数字检察领域的探索，虽部分聚焦其他检察业务，但为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北京市检察机关通过设立数字检察部门、出台专项建设意见，构建涵盖四大检察业务的“数据池”，并依托北京市政法办案智能管理系统，与交通、税务等行政单位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其跨部门数据整合经验可直接用于破解行政公益诉讼中的“数据壁垒”难题。
更具参考价值的是专项模型研发实践。2022年11月，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在行政非诉执行专项活动中，研发“违规注销工商登记及致司法、执法不当法律监督模型”，由公益诉讼业务骨干与大数据专业人才组建团队，通过企查查等工具整合数据，设计“数据采集—处理—分析—输出”全流程架构，并根据法律法规设定算法规则，最终实现线索自动识别与精准监督。该模型已在武汉司法机关内部推广。
四、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路径构建
（一）线索发现：由被动接收转向主动预警
1. 搭建多源数据融合的线索收集平台
传统行政公益诉讼线索发现存在被动性与单一性瓶颈，对此需构建公益诉讼大数据线索平台，整合政府、社会、公众等多渠道数据资源——既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环保、市场监管等行政机关的实时履职数据，又对接社交媒体、12345热线等平台收集公众举报与舆情信息。数字检察通过综合集成数据、算法、模型、算力等要素，形成智能化系统，借助孤立点分析、聚类分析等算法，从海量数据中快速定位异常线索，变“事后介入”为“事前预警”。
2.构建领域化线索挖掘模型
针对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需明确线索特征与挖掘方向，主动对接行政机关数据与检察业务系统数据，通过关联分析、异常检测等方法发现公益受损线索，同时设计模型架构与数据比对规则，使系统自动识别符合公益诉讼条件的线索。例如，在食品药品领域，模型可通过碰撞“企业生产许可数据—抽检不合格数据—消费者投诉数据”，精准锁定违规生产行为，再经权重赋值与自适应学习，筛选出高价值线索，为后续监督提供精准指引。
（二）调查核实：由人工主导转向技术赋能升级
1. 现代技术破解取证难题
数字检察为公益损害事实认定提供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支撑的高效数字化解决方案，突破传统调查局限。实践中，可运用卫星遥感监测大范围环境污染，通过无人机航拍取证非法采矿、森林破坏等场景，借助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实现土地利用、资源分布的可视化分析，既提升取证效率，又增强证据客观性。
2. 跨部门协作与专业支撑机制
针对“数据壁垒”问题，需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与联合调查机制：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打通数据格式壁垒，在重大案件中组建联合调查小组；在专业性领域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由技术人员协助解决环境监测、食品检测等专业问题，确保技术事实认定准确。此外，常态化协作机制可实现信息互通，避免重复调查，提升核实效率。
（三）监督模型：由通用设计转向场景适配优化
1. 领域适配型监督模型构建
针对不同公益诉讼领域，需构建具有领域适配性的法律监督模型，如生态环境领域整合监测、排污许可、处罚数据，动态评估企业行为；国有财产保护领域关联财政收支、资产登记数据，防范流失风险。此类模型将分散数据转化为监督工具，如某“耕地保护模型”通过比对“土地确权数据—卫星遥感影像—非农建设审批数据”，半年内发现23起违法占地线索，推动行政机关整改工作。
2. 模型的智能化迭代应用
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公益诉讼案例数据进行训练，模型具备自动识别风险点与证据特征的能力，新数据输入时可快速生成监督建议。同时，模型可依据区域差异自动调整参数，实现“一地一策”优化。这种智能化应用既提升监督精准度，又推动法律监督从“个案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型，契合数字检察核心目标。
五、结语
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与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为数字检察与行政公益诉讼的协同发展创造了历史性契机。作为法律监督现代化的关键实践，数字检察通过技术嵌入有效破解了传统行政公益诉讼中“线索获取被动、调查取证低效、监督治理碎片化”的固有难题——不仅显著提升了线索发现的前瞻性、调查核实的时效性与法律监督的精准度，更推动法律监督从“经验依赖型”向“数据精准型”的理念革新与实践转型，为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常态化保护注入了技术动能。与此同时，数字检察搭建的公益保护协同平台，还打破了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参与壁垒，使数字载体成为凝聚社会监督力量的关键纽带，助力形成“检察主导、公众参与、多元协同”的公益保护格局，为法治社会建设夯实了群众基础。未来，需进一步以技术研发强化监督模型的场景适配性，以制度完善破除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机制障碍，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双向协同，充分释放数字检察的监督效能。这既是行政公益诉讼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更是以法治手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最终实现公益保护与法治建设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纪要》，载《检察日报》2024年1月15日第1版。
［2］张军：《以数字检察战略引领法律监督现代化》， 载《中国法学》2023年第5期。
［3］冯子洋：《大数据赋能新时代法律监督的审视和反思》，载《法学》2024年第5期。
［4］中共中央：《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载《人民日报》2020年12月8日第1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印发大数据赋能类案司法救助典型案例》2023年5月16日。
（作者李鑫系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李柔慧系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11月上（总第213期） 法治新知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