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平安建设的前沿阵地，群防群治则是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关键抓手。从重在防控到强调服务，再到倡导协同，我国社区群防群治工作历经阶段性演进，逐步形成党建引领、政府统筹、组织下沉、群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然而，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中，如何厘清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健全协同运行机制，正成为推动社区群防群治提质增效的现实课题。
社区群防群治工作发展的历史沿革
重在防控的社区群防群治阶段（2005-2011）。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完善社区的治安管理，构建文明和谐的新型社区，成为了新的要求。2005年起，根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街道办事处、行政村相继成立，并被划为独立单元。同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平安建设的工作意见，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指引，为全国推进社会治安管理工作提供了方向，推动平安建设工作向纵深发展。全国各地陆续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的意见》，乡镇街道成立了由乡镇街道领导参加的社区治安管理议事机构。2007年，中央综治委《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建设的若干意见》，全国各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统一推进，社区（村委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期间，社区治安运行模式体现“人防物防相结合，打防管控一体化”的特征。
强调服务的社区群防群治阶段（2012-2017）。2012年起，全国各地逐步推动平安创建工作。2013年1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全力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随后主要开展了以下治安管理工作：第一，积极回应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对群众反映多的社会突出治安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了一系列整治行动，如打击传销行动、全民禁毒、反邪教、娱乐行业整治等清查行动。第二，推进“平安”创建工作。期间“平安家庭”“平安学校”“平安社区”“平安商铺”等一系列创建成果应运而生，引导民众积极参与平安建设，及时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第三，强化平安基层的基础建设。在政府专业部门的指导下，法律援助中心、调解委员会、平安创建办公室等综治组织不断完善优化，基层平安建设的组织支撑持续增强。
倡导协同的社区群防群治阶段（2018-至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018年以来，中国的治安建设呈现出多元协同治理的鲜明特征。2020年4月，在党中央的关心支持下，平安中国建设工作协调小组成立，此后全国各地有序推进相关工作。从参与主体来看，社区治安治理不再局限于单一主体，国家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均已成为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力量，并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在此背景下，社区治理的重心也从以往仅关注治安问题的管控，逐步转向多措并举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巡逻防控队、平安志愿服务队等群防群治载体随之涌现。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群防群治的运行逻辑
党建引领，筑牢群防群治核心枢纽。在社区治理格局中，党组织处于统领全局的核心位置。在组织方式上，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主要通过所属党员影响到其他治理主体中得以体现，因而其是一种内在领导，而非外在于治理主体的行政支配。在功能属性上，党组织在本质上发挥着政治统领与组织整合的作用，其将各主体的自主行动纳入共同的政治方向，并把分散的资源与力量汇聚为治理合力，从而将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引导到有序协商的轨道上来。在实践路径上，基层党组织立足群众急难愁盼，把风险防范与民生服务结合起来，在走访排查中同步收集群众诉求，理顺各方参与秩序，引导物业企业、社区组织、辖区单位找准自身定位，避免群防群治工作碎片化、松散化。
政府统筹，夯实社区善治运行基础。基层政府处在国家治理与群众生活的交汇点上，掌握着政策、资源、信息等多方面优势，在群防群治中承担着统筹规划、制度供给和督促落实的职责。在统筹规划层面，政府立足辖区治安形势和社区治理实情，制定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在明确目标思路、重点任务和阶段要求的基础上，确保群防群治有序推进。在制度供给层面，政府健全配套制度规范，对参与流程、考评机制予以细化，明晰各类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行动边界，以此为社会力量参与共治提供稳定的行为指引。在督促落实层面，政府通过建立督导检查、考核评价和奖惩机制，动态掌握工作推进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推诿扯皮等问题，推动各项部署从“纸面”落到“地面”，确保群防群治工作取得实效。
组织下沉，打通社区治理末梢通道。社区组织是连接政府与居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也是群防群治在基层落地生根的重要依托。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社区工作服务站等组织深入基层、贴近居民，承担着承接政府部署及协调各方关系的功能，是推动群防群治工作穿透社区治理的最后一环。一方面，社区组织能够依托网格单元划分，承接群防群治各项具体任务，开展安全隐患巡查、矛盾纠纷先期调处、风险信息摸排上报等基础工作，及时捕捉容易被忽视的苗头，实现风险前端处置；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搭建居民诉求反馈的便捷渠道，收集群众关于治安防范、环境整治、邻里纠纷等方面的意见，并同步宣讲平安建设相关政策，以此消解信息壁垒。
群众参与，汇聚平安建设基层力量。群防群治根植于自治实践，以公民自觉和社会共同体意识为内在动力。人民群众是社区群防群治最广泛、最深厚的主体力量，也是平安建设成效最直接的感知者与受益者。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中，群众既是安全隐患排查的“前哨站”，也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其中既有楼栋长、网格员等依托组织网络的骨干力量，也有依靠邻里守望、日常巡查而自发融入的志愿者及其他社会力量。作为社区治理的最前沿，群众对于辖区内的问题感受最直接，能够在第一时间反馈预警信息。与此同时，群众参与场景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治安巡防，逐步拓展至矛盾调解、反诈宣传、特殊群体关爱等领域，持续为基层平安建设注入动能。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群防群治的现实梗阻
主体认知缺位，内生动力弱化。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群防群治，其效能之所以难以有效释放，根源在于各主体的认知尚未归位，参与的内生动力因而持续弱化。从机制层面看，群体认知缺位表现为政府、社区组织、群众三大主体在价值目标上的冲突，导致多元主体的协同效能难以形成。政府以提供公共产品高效供给为核心目标，社区组织侧重追求社会影响力与发展资源，公众则优先关注自身权益保障。实践中，部分基层政府仍固守管控思维，把群防群治当作自上而下的任务部署，忽视社会力量的自主空间。同时，不少社会组织缺少长期深耕社区平安事务的自觉，而普通居民则将治安防范归为政府与社区的专属责任，参与意识淡薄，大多只有在自身利益受损时才被动介入。价值认知的错位进一步弱化参与意愿，各方难以形成稳定共识，最终将制约群防群治体系的长效运转。
沟通机制失范，共治渠道阻滞。多元主体协同开展社区群防群治，离不开顺畅高效的信息沟通和渠道支撑，而当前沟通机制的失范，正成为制约共治渠道畅通的突出梗阻。从沟通方式来看，各参与主体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沟通规则，信息传递也缺乏制度化的协商平台，只能依赖点对点联络，致使信息在流转过程中容易出现中断、滞后甚至失真等问题。从信息共享来看，公安、综治、网格等系统平台各自为阵，数据壁垒明显，同一事项往往需要重复采集，不仅增加了基层工作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协同处置效率。从主体互动关系来看，部分职能部门仍以自上而下发布指令为主，社区组织常常被动承接任务，居民诉求表达渠道较为有限，导致许多矛盾问题在层层传递中被延误，难以进入决策视野。
权责边界不清，协同衔接失序。多元主体参与群防群治，本应各司其职、协同联动。然而在实践中，各主体的职责权限往往交叉重叠，致使运行陷入失序状态。一方面，政府内部条块之间权责划分不够清晰，公安、综治、街道、民政等多个部门对群防群治工作均有介入，却缺乏统一的牵头协调与责任分配。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边界同样模糊，物业、居民、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治理时容易陷入顾虑，既希望参与基层防控，又担心行为越界，还时常面临责任转嫁、任务下压的困境。更为突出的是，信息在不同主体间流转时，由于缺乏清晰的责任节点，常常出现“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着的看不见”的权责错位，以致治理资源在推诿扯皮中被消耗。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群防群治的完善路径
坚持以制度化分工规范治理主体。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首先应当在制度层面厘清各方角色定位，使党、政府、社区组织与群众各归其位。党组织应发挥总揽全局的引领作用，打造由社区党组织、网格区域党组织与居民邻里党小组构成的组织体系，并把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政府应把握“掌舵”而非“划桨”的职能边界，不再越位包揽社区组织与群众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的事务，从而推动自身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社区组织则应逐步剥离过多的行政事务、淡化行政色彩，回归主体本位，依法组织居民开展活动并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工作。群众则可依循行动性参与、议事性参与与临时性参与等渠道有序介入，在义务巡逻、议事协商、志愿服务等活动中各展其长。
坚持以常态化对话拓展协商渠道。公众的知情权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政府应全面、客观、及时公开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让公众参与“心中有底”。一是持续完善政务公开平台建设，推动信息公开向全方位、多层次延伸，同时健全听证、座谈等民主协商机制，吸纳群众参与相关治理方案的意见，保障决策民主。二是打通政府、社区组织与各类社会力量的联通渠道，实现协同互动和深度融合，促进社区事务多方参与、协商共治。三是借助数字化平台赋能群防群治建设，通过支付宝、微信、有线电视服务端等多种途径畅通居民诉求表达渠道，让居民能随时随地反映，使常态化对话真正成为凝聚共治合力的有效支撑。
坚持以法治化运行明确权责边界。法治化是理顺多元主体参与群防群治权责关系、规范协同秩序的根本保障。践行法治化运行，重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政府、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在群防群治中的权利、义务与职责范围，以制度形式加以确定，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一方面，要完善群防群治相关规章制度，明确政府部门责任，并划清刚性责任与柔性参与的界限。另一方面，要健全权责对等的运行规范，明确任务移交环节的责任归属，推动各主体在法治轨道上各尽其责。与此同时，还应当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各参与主体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引导群众依法有序参与，让权责边界由“模糊地带”变为“清晰清单”。
（王虎，长期从事政法工作，重点研究多元纠纷化解、基层治理现代化。李忠欣，湘潭大学法学学部诉讼法博士研究生，长期从事纠纷解决领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