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固定用工场景、传统劳动关系为基础搭建的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在算法用工场景下面临多重挑战。首要难点是劳动关系认定困境，平台用工弱化了劳动者对用工主体的人身、经济、组织依附属性，平台还常通过劳务协议规避劳动关系义务，催生第三类用工形态，造成同类案件在不同仲裁、司法环节裁判尺度不一。同时，算法主导绩效考核、派单调度，容易推高劳动强度、拉长工作时长，劳动安全监管、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风险凸显。
对此，我提出四点建议。一是适时修订劳动领域法律法规，立足劳动管理的本质特征，完善新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构建适配新业态的劳动法治框架。二是健全算法治理配套制度，落实算法备案、算法审查，完善涉及劳动者权益的数据保密、动态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防范算法异化带来的侵害。三是激活工会职能，将算法规则、劳动报酬、休息保障等纳入常态化集体协商范畴，推动平台、工会、劳动者代表共同协商，引导算法向善，遏制算法歧视与不公。四是构建多方协同合规治理体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推动多部门联动监管，兼顾新业态创新发展空间与劳动者合法权益，实现发展与安全并重。
（张鸣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文根据其在“AI 形势下新经济模式及法治保障”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