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了法院，少算的两年工龄，现在终于补上了。”2026年5月的一天，王老师收到养老金到账的短信，他戴上眼镜，反复数了两遍，又翻出几个月前的记录做比对，才确认，金额比之前多了。
时间回溯至一年前，王老师的烦心事，要从一份档案说起。他1963年出生，1982年3月进入原农垦大荔农场四站工作，1984年2月通过招工分配至大荔农场，同年9月起在农场子弟学校教书直至退休。2023年办理退休手续时，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档案中的《招收工人录用通知书》，认定他的工龄只能从1984年2月起算。
“少算近两年？我的工龄从‘40年档’滑落到‘35年档’，退休金就差出了一大截！”王老师不服，2025年5月，一纸诉状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大荔县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工作经历审核表》，重新认定工龄，并相应调整退休待遇。
承办法官田妍接手案件后，翻开卷宗，心里也跟着一紧。40年前的旧账，档案肯定残缺不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认定有理有据，但王老师的诉求也不无道理。问题出在哪里？
田妍首先拨通了王老师的电话。电话那头，王老师把四十年来的经历一件件往外掏，从1982年春天扛着铁锹走进农场，到后来通过努力站上教书讲台，说到退休金差出一截时，声音都哑了。
随后她联系人社局，调出了王师傅的原始档案，一页页翻，一遍遍查，翻看了十几遍，确实没发现1982年到1984年的招工手续。
田妍思来想去，觉得症结不在法律条文本身。作为80后，王老师刚参加工作时，她还小，田妍便向家里的父辈了解情况。
“那会儿跟现在可不一样，大家都是先干活后办手续，有的人，干了一年多才拿到招工表，档案里没记录也算正常。”父亲说，“况且遇到招工指标紧的时候，常常是人先顶上岗位，等指标批下来再补手续，一来二去，档案里的时间和实际干活的时间就对不上了。”
面对历史遗留问题，田妍意识到，不能简单地以“无证据证明”为由驳回王老师的诉请，司法应当穿透形式迷雾，实质性回应当事人诉求。
田妍又多次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详细询问退休办理的规定和工龄认定的具体要求。得到的答复是：工龄认定以档案记载为准。
“田法官，我真的是1982年上岗的，那时候哪懂留什么凭证，谁想到几十年后还要翻旧账。”王老师眉头拧成了一团。
“翻旧账？可能还真是办法。”田妍立刻帮王老师一同联系了农场档案管理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落满灰尘的旧档案室里，王老师那两年的工资发放表和奖金领取表找到了，那些泛黄的纸张，串联起他在1982年至1984年间连续劳动的完整轨迹。
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有顾虑，“四十年前的旧账，单凭几张复印件就能认定工龄？这些资料是否真实？程序上是否稳妥？”
为了尽快化解纠纷，田妍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同志商量好，再次来到农场，一一核对原始凭证，并对当年的招工形式和政策作出详细解释说明。田妍的一番话逐步打消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志的顾虑
“有了原始凭据，再通过审核程序后，这段工作经历就能认定。”2025年6月，在田妍的主持下，王老师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达成和解，王老师主动撤回起诉，随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启动更正程序，重新认定王老师工龄起算时间，并相应调整退休待遇。
送王老师走时，田妍站在办公室门口，望着他的背影。王老师步子不快，但腰板挺得比来时直了不少，手里的文件袋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晃荡。拐过走廊时，他回头冲田妍挥了挥手，喊了句：“田法官，回吧！”田妍笑着点点头，目送他消失在转角的人流里。那一刻她意识到，法官这个职业的意义，有时就藏在这样一个背影里——一个人带着愁容走进法院，能让他挺直腰板走出去，也便是司法最朴素的意义。
（记者 张建锋 通讯员 张茵 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