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翻新的金融骗局不断包装伪装，迷惑性持续增强，如何看穿金融欺诈的底层套路、从法治层面防范涉众金融犯罪，成为社会关切。近日，人民法治网对金融法治领域研究学者罗攀进行了专访，让我们一起聆听他对金融诈骗治理的专业分析。
图为金融法治领域研究学者罗攀
人民法治网：您好，罗攀老师。从业已有十余年，您为什么持续聚焦在金融骗局和金融犯罪这个方向？
罗攀：追溯研究缘起，要从2020年前后说起。2009年起，我长期在高校从事金融教学，打下扎实的金融学研究基础。2015至2016年，随着金融创新、金融科技快速发展，P2P风险集中暴露，校园贷、套路贷等问题接连出现。2020年前后，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频发，我注意到新型诈骗与传统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便决心探寻金融诈骗演化加剧的内在逻辑。历时两年，首部专著《揭秘金融欺诈》于2022年8月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书中提出诈骗“金融化”特征，开启系统性研究。2023年6月起，我继续深耕并陆续推出新作。总结起来，持续深耕该领域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十余年金融教学积淀形成专业基础；二是校园贷、跨境金融诈骗等社会痛点亟待破解，现实意义突出；三是“金融诈骗”原有定义存在局限，仍有较大理论研究空间。专业积淀、现实需求与学术价值，推动我持续研究金融欺诈与涉众型金融犯罪治理。
人民法治网：在您十余年的研究与从业经历中，哪一类案件对您触动最深？
罗攀：真正触动我深入研究相关问题的契机，源于我一名学生牵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帮信罪”。该罪名经刑法修正案增设后，案件数量快速攀升，现已超越交通肇事罪，成为我国刑事案件中发案量非常高的罪名。之后，我依托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大量案件开展分析，发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涉案人员中出现大量特殊群体，大学生、老年人、中年妇女占比突出。通过拆解多份裁判文书可以看清帮信罪的核心逻辑，即上游犯罪团伙诱骗涉案人员，向其出借、出租银行卡、手机号等，再利用这些账户完成洗钱、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出借账户的当事人因此触犯“帮信罪”。
最令我深思的是，很多普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出租、出借银行卡或手机号，会沦为犯罪分子的工具。不少人事先并不知晓行为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
人民法治网：您兼具金融实务与法学研究双重背景，从实务和法学理论两个视角看金融违法犯罪，二者最主要的分歧点在哪？
罗攀：我认为，分歧核心集中在金融创新的边界认定。监管层面坚持规则先行，但法律制度天然滞后于市场创新，企业经营者在业务探索中，很难精准把握合规红线，行为存在渐变风险，可从一般违法逐步演变为刑事犯罪。以P2P为例，该模式起源时本是纯粹信息中介，无需纳入金融监管。后期不少平台引入担保机制，甚至直接充当资金中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异化为类银行业务，在制度供给不足的背景下，部分平台最终沦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的载体。创新边界一旦失守，等到启动刑事追责时，损害后果往往已经形成。如何划定金融创新的合理边界，推动监管、市场形成治理合力，是理论界、实务界需要持续破解的课题。
人民法治网：您的书籍中提到了金融诈骗存在三重危害，其中就包括信任损耗。您认为，这类无形损失对普通民众和整个金融行业会带来哪些具体影响？
罗攀：信任损耗是金融诈骗极易被忽视的危害。一方面，反诈压力传导至金融机构，银行加大开户审核力度，增加资料核验、信息问询环节。出于风控需要采取的普遍性严管措施，会给绝大多数正常办理业务的群众带来不便，由此催生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信任受损的直观体现。另一方面，部分诈骗分子假冒公安、社保等公职人员身份行骗，透支公众对公权力的信赖，抬高全社会的信任成本，而重建信任往往需要投入巨大治理资源。可以说，金融诈骗的危害早已不止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它侵蚀人与人、公众与公共部门之间的信任根基，冲击金融市场稳定。正因如此，金融诈骗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刑事犯罪问题，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治理课题，需要纳入系统化治理框架统筹应对。
人民法治网：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部分高学历人群已经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识，却依然频繁落入金融骗局，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罗攀：是否受骗，并不单纯取决于金融知识储备。其一，诈骗手段持续迭代，AI语音、视频仿冒等新型技术不断出现，利用人们对亲友的天然信任降低防备，识别难度大幅提升。其二，诈骗团伙具备极强针对性，依托话术剧本研究不同人群心理痛点，精准布设陷阱。其三，部分受害人存在侥幸与贪利心理，即便察觉项目存在风险，仍自认为能在爆雷前抽身，少数受害者甚至从被害人转变为帮凶，在传销类诈骗案件中尤为突出。拥有金融知识可以降低受骗概率，但无法做到绝对免疫。我们正联合院校开展社区反诈科普，面向普通群众普及金融反诈知识，后续也将针对高学历群体的受骗特点，开展针对性的风险提示工作。
人民法治网：您可以帮我们拆解下金融诈骗的套路吗？比如，原始股、假信托、虚拟货币这类骗局，背后是否存在共通套路？
罗攀：这类骗局的共性，恰恰是我在著作中提出重新界定金融诈骗的核心原因。当前学界与大众对金融诈骗的理解存在局限，我主张从行为本质出发，将利用金融理念、工具和手段实施的诈骗，统称为金融诈骗。如今诈骗呈现明显金融化特征，早已跳出传统骗钱的简单模式。以求职诈骗为例，不法分子不再只骗取少量保证金，而是联动借贷机构、注册空壳公司，套取信贷资金、申领补贴，受害范围与涉案金额显著放大。这类骗局常伪装成正常经营活动，迷惑性极强，单纯依靠后端刑事打击存在滞后性。金融诈骗治理需要双向发力，一方面依靠监管关口前移，另一方面面向公众普及金融法治与反诈知识，提升群众早期识别能力。
人民法治网：您的新作《金融犯罪的底层逻辑》《金融骗局启示录》，可以作为《揭秘金融欺诈》的补充吗？这三本书的创作思路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罗攀：《揭秘金融欺诈》采用样本研究思路，从数千份裁判文书中筛选12起典型案件，围绕虚拟资产、原始股、假信托等12类金融风险场景，拆解诈骗手法，还原欺诈过程。但样本研究存在局限，难以覆盖不断翻新的骗局。2023年起，我历时三年完成《金融与法：金融犯罪的底层逻辑》《金融与法：金融骗局启示录》。我厘清核心认知：金融骗局是公众视角下的受害事实，金融犯罪则是司法机关依据刑法作出的认定结果，二者是同一事件的两个维度。《金融犯罪的底层逻辑》阐释底层原理，《金融骗局启示录》将各类骗局归纳为六大类型，提出金融骗局本质是诈骗分子对金融工具的异化。三本著作形成从样本案例、底层原理到类型化归纳的完整闭环，建议读者可按原理、启示录、案例集的顺序阅读，更好掌握金融反诈知识。
人民法治网：罗老师，您提到“罪名等同论”和“行为本质论”，这两种理解分歧，在司法实践、监管预警中存在哪些现实困境？能否举例说明？
罗攀：“罪名等同论”是学界不少人认同的观点，观点将金融诈骗直接等同于刑法规定的金融诈骗罪，必须等到符合犯罪构成、进入刑事环节才开展治理；而“行为本质论”这一理论，主张从行为本身识别金融诈骗。正常金融工具一旦被诈骗团伙异化，就会演变为骗局乃至犯罪，识别关口应当前移。以虚拟货币骗局为例，货币发行权由国家掌握，个人私自发行所谓数字货币本身就违背底层规则，骗子正是利用大众对货币概念的认知盲区实施欺诈。如果固守“罪名等同论”，治理只能后置，等到案件进入刑事程序，财产损失已经发生。校园贷就是典型的例子，助学贷款属于政策性帮扶，而面向无收入大学生的商业校园贷，违背信贷基本逻辑，风险先天存在。用“行为本质论”视角，监管可以更早识别这类异化的金融行为，及时划定创新边界、前置干预，防止风险持续发酵，这正是两种理论在实务治理上最大的分野。
人民法治网：按照“行为本质论”，金融诈骗覆盖形态广泛，但刑法罪名无法穷尽所有新型骗局，这是否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错位？
罗攀：金融诈骗与刑法上的金融犯罪属于包含关系。金融犯罪是经过司法认定、满足刑法构成要件的结果。而大众视角下的金融诈骗范围更广，其中一部分仅属于民事欺诈、行政违法，未必达到刑事犯罪标准。我国现有法律已经形成分层处置体系，民事可主张撤销，行政层面可对违法经营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才纳入刑事打击。“行为本质论”并不是要新设罪名，核心价值在于识别关口前移。行政机关可依托行为本质甄别伪装成金融创新的骗局，提前介入，填补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之间的治理真空。对普通民众而言，这套判断思路更实用，不用等到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就能从底层逻辑识别风险，在事前避开各类金融骗局。
人民法治网：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案件中，经常会出现行政调查与刑事认定脱节的情况。您认为，在金融领域，行刑衔接最突出的痛点是什么？
罗攀：核心痛点集中在监管介入时机与识别难题。当前不少金融违法犯罪已经包装成商业化经营模式，迷惑性极强。行政监管部门大多依靠群众举报、投诉或数据异常线索开展核查，很难主动、提前识别隐藏在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苗头。为避免不当干预正常市场经营，监管部门也难以过早介入。而刑事司法介入往往滞后，通常要等到危害后果已经发生、涉嫌构成犯罪时才启动，由此在行政监管和刑事追责之间形成治理缺口。刑事打击虽能铲除犯罪团伙，但群众财产损失已经造成。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新路径，依托技术监测资金异动等风险信号，能够助力行政机关提前识别隐患、及时干预，把风险遏制在萌芽阶段，这也是完善金融领域行刑衔接的重要方向。
人民法治网：当前，大数据、AI可辅助行政部门甄别违法线索，但金融犯罪形态持续迭代，诈骗分子也同样会利用AI实施犯罪。这类新型金融骗局，与传统骗局相比，在欺骗逻辑上有哪些变化呢？
罗攀：技术本身是中性的，AI只是犯罪工具，并未改变金融骗局的底层逻辑，骗局的核心底色仍是金融。比如“征信修复”骗局，正是利用公众对征信体系不熟悉实施欺诈。南京假银行案中，受害者因不了解票据贴现规则，将票据交付不法分子后资金被快速转走，造成巨额损失。AI换脸、语音克隆等新技术，只是提升了伪装能力、增加识别难度。防范的关键，不在于单纯识别技术伪装，而在于夯实大众的金融基础认知。只要群众理解基础金融工具与业务规则，就能看穿各类包装。这也是我在著作中一直强调的，守住金融反诈的根本，是提升公众对金融原理的认知水平。
人民法治网：您认为，我国金融领域刑法与监管规则未来的调整方向是什么？
罗攀：现行民刑法律框架整体完备，更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治理金融诈骗，不能只依靠司法机关后端打击，要坚持重拳惩治犯罪与全民宣传教育两手并举。当前国家反诈体系持续完善，国家反诈中心、反诈专项机制、基层网格员宣传等多渠道发力，金融诈骗治理已经纳入社会治理范畴。目前的短板在于金融法治宣传的内容设计。单纯宣讲法条，反诈实效有限。应当把金融诈骗机理拆解，推动反诈宣传走进社区。我们正与相关机构合作等机构合作，把系统的反诈知识、识别方法送到居民手中，提升群众实操层面的防骗能力。我的研究将继续立足大众视角，服务普通群众，助力构筑全民反诈的坚固防线。
人民法治网：在反诈宣传中，青少年与老年人均为重点人群，两类群体的反诈教育侧重点有何不同？
罗攀：二者的宣教思路差异明显。
针对青少年，受学业约束，我们重点梳理其高频骗局，建立求助机制。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辨别风险的能力较弱，在上网用机、追星等行为中，很容易被骗子盯上。一些不法分子借着追星的由头，诱导孩子花钱打赏；还有人在上下学沿线，用小零食、小玩具引诱学生扫码，趁机窃取电话手表里的信息，转而对家长实施诈骗。我们通过拆解这类高发骗局，面向青少年开展反诈提醒，引导他们守住防线、远离陷阱。
针对老年人，则以社区宣传为主。不少老人因情感缺失，容易被骗子的温情话术俘获，受骗后还害怕告知子女。我们依托社区网格员，用真实案例讲故事，和诈骗分子“抢信任”，把反诈知识送到老人身边。部分老年人还主动变身反诈宣传员，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人民法治网：您认为金融法治领域，接下来最值得持续跟踪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罗攀：金融法治议题广博，我的研究聚焦金融诈骗，将其归入金融风险治理范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需要多方主体协同守护金融环境。我一方面从公众视角出发，研究提升群众反诈能力；另一方面也为金融机构提供研究支撑，助力其强化风险防控，化解机构与客户之间的矛盾。未来值得持续跟踪的核心方向，就是推动金融风险防控更加精准、深入，这也是法治媒体可以重点关注的选题。
人民法治网：对于我国金融诈骗治理，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可以从理念、技术等角度谈谈。
罗攀：法律层面，要摆脱“罪名中心”思路，避免刑事罪名的过度适用，转向以行为识别为核心，打通民行刑衔接，争取在早期识别、阻断欺诈行为，不要等到损害发生后才依靠刑法兜底。监管层面，持续推进功能监管与穿透式监管，更早识别伪装成经营活动的金融骗局。技术层面，需要平衡数据利用与个人隐私保护，遏制信息泄露源头。而我最大的期待，是依托法治宣传教育相关法律落地，持续提升全民金融法治与反诈意识。骗局手法会不断迭代，唯有强化公众识骗能力，才能筑牢全民反诈防火墙。金融诈骗早已不只是财产受损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尤其要重视大学生群体的教育，避免其沦为受害者甚至犯罪帮凶。
人民法治网：最后，您可以给普通大众几条辨别金融骗局的实操建议吗？
罗攀：这里有几条简单实用的方法。接到陌生来电称家人出事，直接挂断后主动回拨，诈骗电话通常无法回拨接通。遇到投资项目务必核验资质，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查询金融许可证。做投资决策前，一定要问自己三句话：资金投向何处、项目盈利逻辑是什么、亏损由谁承担。凡是收益反常、逻辑说不清楚的项目，都要提高警惕。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家庭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完）
受访者简介：
罗攀，金融法治领域研究学者，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主攻金融监管与经济犯罪治理方向。长期聚焦金融欺诈、涉众型金融犯罪治理研究，著有《揭秘金融欺诈》《金融与法：金融犯罪的底层逻辑》《金融与法：金融骗局启示录》，三本书均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形成金融欺诈识别、金融犯罪法理、典型案例解析的完整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