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阿姨，我不是不想好好学习，我只是不想待在没有妈妈的地方……” 2025年6月，一封11岁女孩小王的亲笔信，连同变更抚养关系的起诉状，摆在了我的案头。稚嫩的笔迹里，有泪水浸过的痕迹，更藏着一个青春期少女对“家”最真实的渴望。这起看似普通的抚养权纠纷，因这封信变得沉甸甸。面对父母双方关于“门门不及格”成绩单的激烈对峙，我意识到，简单的判决或许能定分止争，却未必能抚平孩子内心的褶皱。作为家事法官，我们不仅要“听到”孩子的声音，更要“读懂”她言语背后的呼救。于是，一场关于倾听、等待与共情的司法实践悄然展开，只为在法理与温情之间，为这个迷茫的青春少女找到最温暖的归途。
对峙：“门门不及格”的成绩单，谁之过？
2016年，张女士与王先生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约定轮流抚养女儿小王：每年2月至7月随妈妈生活，8月至次年1月随爸爸生活。
起初，这样的安排并无不妥。妈妈时常关心小王的学习，爸爸还给小王报名了舞蹈、音乐等兴趣班，在两人的悉心爱护下，小王健康成长，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表现出了突出的文艺特长。然而，随着王先生重组家庭并生育幼子，小王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变化。王先生的生活重心完全落在了新家庭上。
每次轮到爸爸抚养，小王只能随奶奶一起租住在外，王先生每周只看望小王一次，实际陪伴、照顾小王的只有奶奶。并且，奶奶素来管教严厉，动辄批评训诫，这让处于青春期的小王很是失落。然而，委屈再多，小王也是选择自己吞咽，“偷偷流眼泪”成了爸爸抚养期间的主调。
小升初的暑假，小王一想到要回到奶奶家，就哭着央求妈妈：“妈妈，我不想回去，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不忍女儿一再哭诉和请求，2025年6月，张女士诉至法院，请求变更抚养关系。
针对这一诉请，王先生坚决反对，他拿出女儿升入初中预备班后“门门不及格”的成绩单，指责张女士“纵容溺爱”“教育失职”，坚决不同意由张女士一人抚养，要求维持之前轮流抚养的约定，以便对小王加以督促和管教。
庭审中，双方互相指责、各不相让，案件陷入僵局。
倾听：比判决更重要的，是读懂孩子的心
为查明真相，法院依法通知已满11岁的小王到庭。在排除父母干扰的环境下，我单独倾听她的心声。
“与妈妈在一起时，我更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小王低着头，声音不大，却清晰又坚定。她告诉我，在爸爸那边，她只能偶尔到爸爸家中和继母、弟弟一起吃顿饭，尤其是爸爸搬家后，她一共才去过爸爸家两次，其余时间都是和奶奶在一起，这让她“毫无归属感和安全感”。奶奶只关心她学习成绩，批评、责骂不断，这让年幼的她“感觉不到温暖”，一心只想逃离：“我想逃离，也想改变，并不是不想好好学习。我和妈妈一起生活，才能安心学习、提升成绩。”
那一刻我意识到，那份“门门不及格”的成绩单，照见的不只是学业下滑，更是一个11岁女孩内心世界的失衡与呼救。
作为家事法官，我对父母双方各执一词的激烈辩论已习以为常，但孩子断线的眼泪和颤抖的身体却让我很是心痛和动容。法律赋予八周岁以上子女表达意愿的权利，但身为法官，我们不能止步于“听到”后的一味认同，更要“读懂”——读懂孩子言语背后的真实需求，读懂她真正渴望的生活、学习状态，并在衡量取舍间作出最有利于她健康成长的选择。
等待：两个月的“抚养过渡期”，让孩子用行动说话
王先生在以往的抚养中并无重大过错，是直接根据孩子的意愿下判，还是再给这对父女一些时间？
我意识到，孩子的心愿固然重要，但要真正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还需要让这份心愿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况且，如果简单判决，王先生心中难免有结，未来探望和执行可能再生波澜。
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设立两个月的“抚养过渡期”。我向双方提出要求：暂时维持孩子随母亲生活的现状，不争抢孩子，不指责对方，给予孩子平复情绪、专心备考的时间和空间。同时，我和小王也做了约定：“如果你在妈妈这边能安心学习，让成绩有所提升，我们就让这个状态持续下去。”
这两个月里，我的心始终悬着。我多次通过电话与双方沟通，了解孩子的状态。让我欣慰的是，双方都不再是法庭上的剑拔弩张，王先生和张女士都开始将焦点转移到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上。母亲用心陪伴，父亲也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缺位”。
过渡期结束后，再次开庭。庭前，张女士提交了小王近期的默写作业和成绩单——各门成绩均有所改善。小王也再次递交亲笔信，重申其想同妈妈生活的强烈意愿。
庭审中，我出示了这封信，问双方：“爱的表达需要被‘感受’到，而不仅仅是‘知道’。孩子用两个月证明了自己的决心，我们是不是也该听听她真正想要什么？”
和解：当父亲读懂了女儿的眼泪
让我没想到的是，最先松动的竟是此前态度最强硬的王先生。他沉默良久说：“我看到女儿信里写‘偷偷流眼泪’，心里像被扎了一下。我从来没想过她心里装了这么多委屈。我一直以为给她报最好的兴趣班、让奶奶给她全方位的照顾就是对她好，却没想过她想要的是什么。”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小王变更为由张女士直接抚养，王先生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并隔周探望。王先生也当庭承诺不让奶奶代劳，而是“亲自接送、亲自陪伴”。
回望：家事审判，“法理情”的平衡
案件结束了，但留给我的思考远未停止。作为主审法官，我常问自己：这起案件最触动我的是什么？不是最终达成的调解协议，而是那个流泪倾诉的女孩，是那两封反复出现“温暖”“安心”“孤独”“委屈”的亲笔信，是王先生看到信后那句“心里像被扎了一下”。我深刻体会到，在家事审判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不是抽象的法律原则，而是需要法官沉下心去感知的温度。它要求我们：不盲从孩子的表态，但要读懂孩子的内心——孩子说“不想跟爸爸”，背后可能是“感受不到爱”；孩子说“想跟妈妈”，背后可能是“那里更有家的感觉”。法官要做的是透过言语、看见真实。
不简单以“成绩论英雄”，但要看见成绩背后的呼救——“门门不及格”的成绩单，不是母亲“教育失职”的证据，而是孩子内心失衡的警报。父母之爱子，当为之计深远，父母的教育方式并无高低之分。当孩子用成绩下滑表达痛苦时，我们能否读懂？
不急于“一判了之”，但要善于“给时间以空间”——两个月的抚养过渡期，不是拖延，而是给孩子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机会，给父母从“对立”走向“协作”的缓冲。有时候，等待比判决更需要智慧和勇气。
前几天，我收到小王妈妈发来的消息：“孩子现在每天都很开心，学习也更有劲头了。她说，终于不用偷偷流眼泪了。”
我想，这就是家事审判的意义——在法、理与情之间，找到那个让孩子能够健康向阳成长的方向。家庭形态可以改变，但父母对子女的爱与责任不应缺席。作为法官，我们能做的是在每一次裁判中，让法律的温度触及孩子的心，让“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纸面走进现实。
法条链接>>>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张莹骅 朱永好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