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座谈会 (魏嘉成 摄)
升学“捷径”背后的骗局
【基本案情】
教育公平是义务教育的底线和红线，然而在小升初升学竞争的焦虑之下，不少家长为让孩子抢占优质教育资源，轻信所谓择校“内部渠道”“升学捷径”，妄图绕过公开透明的招生规则圆梦名校，殊不知可能已踏入不法分子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
2015年初夏，何语的女儿面临小升初。随着报名时间越来越近，何语全家有些焦虑。朋友告诉她，学区房不能保证孩子百分之百进入附近的重点中学，运气不好，没准儿直接派位进“渣校”。朋友还悄悄给她推荐了一家“教育咨询公司”，虽是付费操作，但签约保证进入重点中学，进不去全额退款。
面谈时，那家“教育咨询公司”的刘经理穿着得体，言语间不断暗示自己熟识教育系统内部人员，有名额协调渠道，三言两语就说服何语签订了教育咨询合同。虽说服务费高达14.98万元，但刘经理承诺，如果最终未能顺利进入心仪学校，公司扣除刷卡手续费后会全额退款。
接下来的几个月，刘经理总能给出听起来很真实的说辞：正在递交材料、领导正在批条子、要耐心等派位结束后一起公示，偶尔还发来几张模糊的文件截图，让何语不要对外声张。何语一边忐忑地严守秘密，一边满心期待收到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
小升初录取结果揭晓的那天，何语看着电脑显示屏，女儿名字后显示的并不是那所心仪的重点中学，这让她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她赶忙给刘经理打电话，电话那头却开始推脱，理由是今年政策突然收紧、名额临时缩减、多方竞争挤压，不是公司不尽力。何语手忙脚乱地找出合同，刘经理却声称前期已经投入大量公关、人力成本，只能退回一半费用7.49万元，其余费用作为业务损耗不予退回。
还没等何语去当面理论，民警先找上门了。原来，从2014年开始，刘经理等人就利用家长们想让孩子进“牛校”的心理，以及小升初派位入学的概率，精心设计了一场并不高明的骗局：如果孩子运气好进入“牛校”，十几万元不费吹灰之力就进了腰包；如果孩子运气不好进入“渣校”，就爽快退款，既无成本也无损失。令人意外的是，第一年相信的家长少，但80%的孩子都派位进了“牛校”。第二年消息迅速散播出去，上当的家长多了，但大多数都没能“撞上大运”，公司一时“吐”不出那么多钱。人财两空的家长们报警了，刘经理的发财梦破灭了。
从派出所录完口供出来，何语六神无主，和她一起上当的朋友又悄悄出了个主意：刑事诈骗案件办理周期长，先起诉民事合同案件，“抢”一份民事判决出来，就能先于其他被害人执行公司财产，把损失降到最低。于是，何语赶紧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拿着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请求判令公司返还剩余服务费7.49万元。
法庭上，何语故意隐瞒了刘经理等人被刑事拘留的事实。法官联系不上被告，缺席开庭认定合同合法有效，支持了何语的诉讼请求。通过执行庭，何语顺利拿到了余款，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规避政策谋取升学资格的合同无效
【检察履职】
2020年，刑事判决认定，刘经理等人以虚构“特殊渠道”办理择校为名，与70余名被害人签订协议，骗取服务费共计1000余万元。何语被列入受害人退赔名单，退赔金额7.49万元。
2024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和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共同创立“刑民交叉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大数据筛查，市检二分院发现本案同时存在民事、刑事判决，且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判决主体一致，诈骗案中的涉案公司就是民事案件中的“教育咨询公司”，被害人何语也是民事案件的原告；二是事实认定冲突，对于同一事实同一笔钱，刑事判决认定为诈骗，已查明涉案合同违反教育公平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民事判决却认定合同合法有效；三是案件造成当事人双重受偿，刑事判决判令退赔何语损失，民事判决又判令公司返还何语同一笔钱款。检察机关据此提出抗诉，法院依法提起再审。
最终，法庭当庭宣判：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招生，严格遵循就近入学、公开摇号、公平竞争规则。双方约定通过所谓“内部渠道”保证入学，实质是试图规避招生制度，破坏教育公平。何语签订的这份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自始无效。由于何语的权利已经在刑事判决中受到保护，民事判决确认涉案合同无效，“教育咨询公司”返还本金，驳回何语的其他诉讼请求。
在法官的教育下，何语诚恳地表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退回受偿钱款，等待刑事案件一并处理。
刑民交叉大数据法律监督纠正错误判决
【办案心得】
民事生效裁判监督应当发挥司法理念的纠偏和引领作用。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任何通过非法手段破坏教育公平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惩。本案中的“教育咨询公司”利用家长对孩子升学的焦虑心理实施诈骗，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同时也损害了教育公平这一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之力否定了涉案合同效力，引领了公平、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数据有效赋能法律监督。检察机关通过刑民交叉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及时发现民事生效裁判错误，有效拓展监督途径，推动裁判尺度统一。这个案件的成功办理是检察机关运用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的有效实践。检察机关通过刑民交叉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现线索、展开调查核实，最终通过抗诉纠正错误判决，为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指引，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白晶晶 陈莉莉）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6年8月上（总第231期）总编辑访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