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酒后驾车驶入小区后因毁损他人车辆被举报，公安民警到达该小区后其已离开驾驶位，结合呼气、血液检测结果及多方查证，公安机关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男子不服行政处罚，以“未当场查获其酒后驾驶行为”等为由提起诉讼……
2026年8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这样一起案例。法院最终认定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驳回了男子的诉讼请求。
醉驾被罚
2025年1月4日16时左右，杨某在其小区内停车时，因故意毁损他人车辆遭到举报，举报者称杨某涉嫌酒后驾驶。
民警到达现场时，杨某的车辆处于静止状态，其本人在车外。呼气式酒精检测和血液检测均显示，杨某属于醉酒状态。在调取了相关监控视频、证人证言后，公安机关认定杨某存在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另外据查，杨某此前就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行政处罚。民警遂对其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行政拘留十日并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对于杨某未构成刑事处罚的原因，一审承办法官解释道：“杨某虽然属于醉驾，但因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不满150毫克/100毫升，且不具有从重处罚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杨某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不认为是犯罪。”
然而，杨某对于处罚结果并不认同，其声称自己吃饭时并未饮酒，而是在驾车回到小区停车后，上楼回家喝的酒，还称公安机关并未当场查获其酒后驾驶行为，并以此为由向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处罚决定。
程序合法
公安机关未能在驾驶行为发生的“当场”查获行为人，是否意味着无法认定醉酒驾驶事实？
“行政处罚的作出，并不以‘当场查获’为法定前提，只要在案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达到行政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证明标准，即可依法认定违法事实。”一审承办法官介绍。
法官解释，具体到本案，虽然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杨某未驾驶车辆，但多名当日与杨某共同用餐的人员可证明其在吃饭时曾饮酒；小区视频监控也能证明其所称“上楼10多分钟，吃方便面时喝了两瓶啤酒”的说法不能成立。杨某在事发当日接受询问时，亦认可自己中午吃饭时曾经饮酒，只是在第二次接受询问时又称“因为害怕，在第一次询问中进行虚假陈述”，法官表示，这样的说法同样不能成立。
“此外，公安机关调取的杨某驾驶车辆的沿途监控视频也显示，其在事发当日下午出现在视频中时，均坐在主驾驶位或从主驾驶位下车。本案血液鉴定程序合法、结论有效，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杨某具有醉酒驾驶行为。公安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已依法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处罚程序合法。”法官说。
综上，东昌府区法院判决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杨某上诉后，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2026年6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目前，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
“部分驾驶人误以为，只要不被执法者‘抓现行’，事后便可凭借‘未当场查获’为由逃避责任，该案澄清了这一公众常见的认识误区。”法官说。
证据闭环
民警到场时杨某并未驾车，公安机关为何仍能作出行政处罚？
一审承办法官解释，尽管民警到达现场时杨某已停车，且未处于驾驶状态，但全案证据可以相互印证。
其一，监控视频完整记录了杨某于当日15时24分进入驾驶位、启动车辆、途经多个市政道路并最终驶入小区车库的全过程，该客观视听资料直接证明了驾驶行为的实施主体和行驶轨迹。其二，多名同餐人员一致指证杨某席间确有饮酒，且饮酒量与检测结果并不存在明显矛盾；杨某驾车进入小区后未出现在监控中的单次时间不超过2分钟，此时间段不足以完成其所称的上楼、吃方便面、喝啤酒等行为，因此可以排除杨某在停车后喝酒的可能性。其三，杨某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结论为95.7毫克/100毫升，属于醉酒状态，血样提取、保存、送检程序均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及公安部相关规范要求，检测结果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
“这些证据环环相扣，从‘是否驾车’‘是否饮酒’‘饮酒后体内酒精含量是否超标’三个维度共同指向同一事实，足以认定杨某在饭店饮酒后驾车返回小区，实施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法官说，公安机关在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决定前，已依法向杨某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明确告知其拟处罚内容、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充分保障了其陈述、申辩以及要求听证的权利，处罚程序符合行政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定要求，不存在程序违法或侵害当事人程序性权益的情形。
法官提醒，当前，随着证据裁判规则的完善及各类技术手段的成熟，执法机关完全可以通过间接证据和科学手段还原违法行为全貌。法律对醉酒驾驶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任何企图利用执法时机与空间缝隙来规避法律制裁的行为与说辞，都是不可取的。
本报记者 梁平妮
本报通讯员 赵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