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至29日，湖北省利川市首届黄连产业大会将在利川举行。提起利川黄连，人们习惯说产量、说品质、说那句“利川黄连甲天下”。但很少有人追问：利川黄连的根，扎在哪里？
答案不在账本里，在典籍里。西汉的药材商人记过它，唐代的地理志书写过它，苏轼的诗句里有过它，李时珍的药典里品过它。一千三百多年间，这片土地与这株苦药的关系，被一代代人反复记录。今天的利川黄连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它的地位，是历史一步步传下来的。
苦味的起点：先民与黄连的第一次相遇
关于黄连的发现，利川流传着一个与神农氏有关的传说。
相传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足迹踏进鄂西的原始森林。在利川的山间，他遇见一种草：“苗似茶，叶如雉尾，花作细穗，根茎形如鹰鸡爪，节若连珠，味极浓苦。”当地人叫它“鸡爪连”，神农发现其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效，遂收入本草。传说里，山因产连而名，先叫“伏宝山”，后叫“佛宝山”，如今叫“福宝山”，仍是利川黄连最响的地理符号。
传说未必为实，却有其背景。《利川黄连志》在梳理这一传说时指出：黄连主产区利川、石柱一带，自古是土家族、苗族聚居之地，“很可能最初发现黄连的是土家人、苗人的祖先”。利川古为廪君国地，周属巴国，清江（古称夷水）正是廪君浮土舟西行的水道。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世代与山林草药为伴，在汉文典籍记载之前，先民早已认得这株苦草。
文献记载意义上的最早证据，始于西汉。西汉药材商品学文献《范子计然》记载：“黄连，出蜀郡黄肥者善。”距今两千二百多年，黄连已进入商品流通。东汉《神农本草经》将黄连列为上品，称其“味苦寒，主热气，目痛眦伤”，并留下“久服令人不忘”的评语。此后张仲景《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中，用黄连者达十二方；葛洪《肘后备急方》最早以黄连治消渴。两千年来，这株苦草在中国人的药方里从未缺席。
齐药山与“施州贡黄连”：唐代定格的产地坐标
神农传说只是前奏。唐代，利川黄连才在正史里正式“上了户口”。
先说一个地名。利川城西北八十里有齐岳山，古称“齐药山”。地方志记其得名缘由：“相传昔有道人采药，苦于难齐，至此山皆备，又名‘齐药’”。采药人走遍群山，药材总难凑齐，唯独到了这座山，百药皆备。一个地名，把这片山地的家底说透了。
唐代官方的地理志书，记下了这笔账。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载施州土贡：“开元贡：蜜、黄连、蜡。元和贡：黄连十斤，药子二百颗。”《新唐书·地理志》记施州贡“麸金、犀角、黄连、蜡、药实”五种，据学者统计，这在唐代武陵山区各州贡药中品种最多。《唐六典》亦载“施、宣二州出黄连”。正史、政书、地理总志三源互证，“施州贡黄连”在唐代已成定例。那时的施州，正辖今日利川之地。
唐代施州属江南道，是武陵山区药材贸易的重镇。有学者考证，唐宋时武陵山区被誉为“天然药库”，各州皆有贡药，其中施州所贡品种最多；区域药材市场以施州市、辰州市、沅州市、黔州市为最，施州名列其首。那时的利川先民，采药、种药、贩药，已是一方生计。
苏轼笔下的黄连花：宋代的栽培与市声
北宋，一位大诗人给施州黄连写下了一首诗。
北宋中期，苏轼的一位乔姓友人将赴施州任知州，苏轼作《送乔施州》相赠：
“恨无负郭田二顷，空有载行书五车。江上青山横绝壁，云间细路蹑飞蛇。鸡号黑暗通蛮货，蜂闹黄连采蜜花。共怪河南门下客，不应万里向长沙。”
诗中自注：“胡人谓犀为黑暗。”鸡鸣时分天还未亮，与山地的货物交易已彻夜不停；山间，蜂群在黄连花上闹腾着采蜜。学者据此判断：北宋时施州已有人工栽培黄连，且形成了通宵达旦的药材集市。讨价还价一整夜，这样的交易只能发生在市廛之内，施州药市之盛，可见一斑。
与诗同时代的官方记录同样确凿。北宋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卷八载施州（清江郡）土贡：“黄连一十斤，木药子一百颗。”（注：坊间有传“唐天宝年间施州上贡黄连十斤”，实为后人误将北宋《元丰九域志》的记载系于唐代，本文以原书卷次为准。）该书清江县条目下，还记有一座山，名“连珠山”。黄连因“根连珠而色黄”得名，一座山恰好叫连珠，与这株药撞了名。
而早在唐代，黄连已远渡重洋。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年），六十种中国药物纳藏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皇家御库，其中就有黄连的记载。从武陵山间的药圃，到奈良的皇家库房，这是中华本草最早的一次国际传播。
道地产区的千年变迁：从“次之”到主产地
黄连的道地产区，两千年来一路漂移。北宋苏颂《本草图经》记载：“今江湖荆夔州郡亦有，而以宣城者为胜，施、黔者次之。”当时全国黄连产地榜上，安徽宣城居首，施州、黔州（今恩施、重庆黔江一带）紧随其后，以“次之”上榜。这是利川所在的施州，第一次在全国产地榜上留名。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为这段兴替史写下总结：
“汉末李当之本草，惟取蜀郡黄肥而坚者为善。唐时以澧州者为胜。今虽吴、蜀皆有，惟以雅州、眉州者为良。药物之兴废不同如此。”
在他的记载里，黄连的道地产区三度易手：汉末看蜀郡，唐代重澧州，明代尚雅州、眉州。一句“药物之兴废不同如此”，把道地药材产地兴替的规律说透了。
但“兴废”之下，有一方水土守住了位置。明末清初，黄连大面积转入人工栽培，浙江等旧产区未及时转型，从此失去主产地位；湖北利川与重庆石柱，凭借相近的纬度、海拔与气候，从野生采集一路走进家种时代，牢牢守住主产区席位。清代黄宫绣《本草求真》记载：“黄连……湖北施南出者亦良。”明清以降，川鄂之交的利川、石柱，正式成为全国黄连的主产地，这一格局延续至今。
本地的记录更见底气。光绪十七年（1891年）《利川县志·卷之七·物产篇》记载：“黄连，邑产甚多，似鸡腿者良。”这几个字包含两层信息：产量“甚多”，已是一方大宗物产；“似鸡腿者良”，说明利川人早有一套鉴别良莠的标准，这正是后世“鸡爪连”优品的品质自觉。
改土归流之后：山民以此为业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置利川县。这一行政变革，深刻改变了利川黄连的命运。
《利川黄连志》记载，改土归流后，“山民多以种此为业”，黄连从山野采集，正式成为千家万户的营生。道光年间，建南（今利川建南镇）出了一位种连大户祝廷槐：他专种黄连，以三间四列之屋贮藏，一次外销，被重庆药号收购，“兑银十二担”，从此成一方殷实之家。
商贸的另一面，是沉重的历史。明代张维斗作《黄连谣》，写官府逼民采连之苦：“官价仅六分，民价倍几十。”那时县里每年向朝廷进贡黄连八百五十斤，每斤只给官价银六分，“穷民破家荡产，岁莫能供”；官府“鞭考迫贡，连农奔命采挖，只采不植”。只采不植的教训，恰恰让后人把目光转向了人工栽培。
民国时期，利川黄连一度出口日本、欧美，抗战爆发后日趋衰竭。到1949年，全县黄连产量仅25吨；1951年更跌至2.2吨的谷底。千年名产，几乎断根。
从25吨到近万吨：七十余年的绝地重生
新中国的成立，把利川黄连从断根边缘拉了回来。
1956年，国营福宝山药材场建立；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教授徐锦堂受派遣来到利川福宝山，1959年起与药农共同战斗八个春秋。他创造的“栽培黄连的玉米和造林遮荫技术”，终结了“栽连必毁林”的历史：旧法每栽一亩黄连需砍伐三亩森林，新法实现药、粮、林、畜四业丰收，1984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他的精细育苗技术，使育苗率从2%提高到8至10倍。徐锦堂晚年题词：“利川黄连甲天下”“利川是生态栽连新模式原创地”，并写下“难忘的利川！难忘的福宝山！”
技术突破叠加政策扶持，利川黄连产量一路攀升：1980年跃居全国第一（138吨）；1985年被列为全省黄连商品生产基地；1992年，《中国名乡》誉称利川为“中国黄连之乡”；2003年，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与利川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首届“中国黄连利川论坛”，当年留存面积达4466.67公顷，年产量2600吨以上；2004年，国家质检总局公示利川为全国黄连生产原始地域，“中国黄连王”（单株净重482.5克，生长19年）以3.8万元竞拍成交。
进入新世纪，利川黄连的标识不断加码：2010年，建南镇被中国中药协会授予“中国黄连第一镇”；2011年，利川市获授“中国生态黄连之乡”；2022年，利川黄连入选湖北省“十大楚药”；2025年，利川成为湖北省“十大楚药”黄连产业牵头县市，GAP认证面积居全省第一。据利川市农业农村局，截至2025年，全市黄连留存面积14.65万亩，年产量9934吨，创历史新高。盐酸小檗碱含量高达7.73%，超《中国药典》标准（2000年版为3.6%）一倍多，据《利川黄连志》质量居全国第一。从唐代“次之”，到今天的“甲天下”，这株苦药走完了千年逆袭。
结语：接住历史递来的接力棒
回望这条源流，节点清晰：西汉的药材商记下了它；唐代的地理志书为它定下“施州贡黄连”的坐标；苏轼的诗句证明北宋时它已开花在施州山间；李时珍感慨“药物之兴废”；改土归流后，利川先民以“山民多以种此为业”接过了这一棒。
李时珍说“药物之兴废不同如此”。千年兴替说明一个道理：道地药材的地位，不是天命给的，靠的是世代相传的种植经验、一直没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以及在关键节点上敢于转型的决断。
今天，首届黄连产业大会即将在利川启幕。回望的不只是一株苦药的历史：那根从盛唐传下来的接力棒，如今握在世代种连的利川药农手里，握在从福宝山走向全国的栽培技术手里，也握在每一个从“种得好”走向“卖得好”的利川人手里。历史已经证明利川接得住；未来，且看下一代人怎么传。（牟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