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芳芳
6月5日18时，同事陆陆续续下了班，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交通第一巡回法庭丁宝平却坐在工位上，望着便笺纸上的一个电话有些出神。
“丁零零！”电话突然响起来——来电的正是便笺纸上那个电话。接通电话后，却不是熟悉的小玉（化名）母亲的声音。
“丁法官，虽然我没见过您，但我知道您为我这个事儿费了很大心，谢谢您。”电话那头，是小玉。
“法官的职责所在而已。高考加油！”挂了电话，丁宝平手里抓着电话，思绪飘远了。
今年3月，17岁的小玉在骑行电动自行车放学回家途中，一时疏忽与小马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并不严重，小玉留下电话后便先回了家，小马自行前往就医，被诊断出胫骨骨折、右外踝骨折等伤情。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算下来，小马向小玉主张了3.5万余元赔偿，但小玉母亲并不认可，双方闹至法院。
丁宝平收到案件材料后，第一时间向小马、小玉母亲细细了解了事发经过，并利用“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计算器”核算出了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尝试通过调解弥合双方之间对于赔偿数额的差距，但小玉母亲认为赔偿金额过高，首次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案件依法排期开庭。
“小玉马上就要高考，开支很大……”开庭前，丁宝平再次进行调解时，意外得知小玉正在备战高考。丁宝平的第一想法便是：不能再拖了，必须尽快解决。
几番周旋后，小马同意将赔偿金额降至2.2万元，但小玉家却因家庭经济困难，难以一次性凑齐款项，只能分期支付。小马直言“只接受一次性付清”，当庭调解再次未果。次日，丁宝平依法作出判决：赔偿2.9万余元。
丁宝平深知，赔偿金额确非小玉家能承担，判决很有可能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势必影响小玉的备考。
“判决已下，赔偿标准你们心里也有了数。无论如何，不能影响了孩子的高考。”6月4日上午，丁宝平再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共同来到法庭，与人民调解员一起，做起了“判后调解”工作。
最终，双方现场签署了和解协议书——小玉母亲多方筹措2.2万元赔偿款，当场一次性支付，小马自愿放弃判决确定的剩余赔偿款项。
回过神来，丁宝平欲下班，电话又响了一声。
这次，是条信息：“感谢您不遗余力地调解，您真是好法官！”后面，还跟着一排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