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桦花费2000元参加在杭州一酒店举办的线下“大师精讲课”。 （□受访者供图）
“他就对老人说，你连1000块钱都没有吗？你不能借吗？有这1000块钱，你月月都能赚1000多。”24岁的河南女孩程元向记者复述起前同事的“逼单”话术，仍难掩愤怒。
4月中旬，程元在网上看到开封一家公司招聘“AI助学师”职位，承诺月薪过万。她顺利入职后，仅3天便提出离职。“那几天根本睡不着，我觉得那就是骗子公司，一天都待不下去。”
被操控的AI“淘金梦”
入职当天，程元被分配了一个用于对接客户的新名字——“莹莹老师”。她被要求注册企业微信并导入统一话术。
很快，程元发现，比起“AI助学师”的噱头，这份工作的本质就是客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量”——每人被分配百名由前端投流公司通过短视频平台精准捕获的学员，通过定时定点发送批量复制的话术，诱导对方在三天免费试学后高价买下进阶课程。
“上课内容就是教你用豆包，其实根本不用花钱学。”程元向记者透露，课程内容就是教人用豆包生成一段文案、一张图片。
多数学员为经济状况不佳的中老年人。这三天内，学员被要求打卡、交作业，“就是要让他们觉得付出了，半途而废就亏了。”与此同时，程元需向学员持续发送伪造的AI作品收益截图，用以“鼓励”。
但真正让程元下定决心离职的，是三天试学期满后的“逼单”。此时，收费的名头转为“陪跑”——即许诺学员交费后可助其投流推广，全程陪伴起号，有收益后双方分成。
公司转向扮演MCN的角色，课程也从699元福利价，逐级推高至2980元高阶课、6980元大师课等，声称保证学成月入过千，否则全额退款。
程元回忆，为了催逼学员续费课程，老员工会运用各种话术，甚至诱导老年学员开通花呗和信用卡分期，以贷养课。
学员付完钱后，很快会发现无法以简陋的AI作品获得收益，购前承诺的投流、保底收益通通落空。一旦要求退款，则会被员工删除联系方式，甚至被告知投诉也没用。
4月21日，离职当天，程元想要举报，属地警方告知她并非受害者，无法立案；12345则称此为诈骗，理应由警方受理。
精心设计的“换壳戏法”
事实上，被不良AI培训“围猎”的远不止低学历、低收入的中老年群体。记者调查发现，受害者群体中，既有退休前拥有体面工作的银发族，也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全职“宝妈”，还有急于求职的应届毕业生。
退休教师李桦就是其中之一。“我妈个性要强，退休后就一直想再干点啥，证明自己还有价值。”女儿游莉向记者分析。
2025年3月，李桦在直播间刷到了“零基础用AI赚钱”的广告。从2900元私域链接课程起步，一路交钱上到线下“大师精讲课”——在杭州的培训基地获得面授。
游莉陪同母亲前去，发现所谓“基地”实为临时包场的酒店，现场人很多，不少人当场刷卡交钱，“气氛很热烈，你根本分不清周围是不是托儿。”
然而，课程内容与AI核心技能无关，仅限于如何使用剪辑软件发视频。游莉回忆，课后讲师会打听学员的资产，再由自称年入百万的大师对优质学员进行一对一辅导。
四天课程结束，游莉强行将母亲拉上高铁逃离。不久后，她却听见母亲躲在厕所里接电话，对方正催促再交2万元“锁定名额”。游莉以未获得机构承诺的收益为由要求退还初级课程费用，对方回绝。
作为律师，游莉决定起诉。然而，她很快发现，对方早已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换壳戏法”——其授课企业的注册地在济南，上课在杭州，收款主体却是另一家泰安企业。
这些公司均成立不久，注册资金实缴为零，“基本就是无本注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游莉说，她曾查到一家AI培训机构名下竟挂靠了10家空壳公司，“你告都告不过来。”
此外，皮包公司的注册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也均为编造。游莉试图向工商部门举报时，被告知查询不到企业地址，也联系不到人，只能将其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在记者进入的一个27人“抱团维权群”中，学员们陆续向12345、市场监管局和仲裁委员会等机构提供维权材料，维权之路渐成拉锯战，大部分人已打算放弃。
圈钱模式或已涉诈骗
记者多方调查发现，这类AI培训课的骗局已形成高度模式化的套路，鲜有司法惩处与维权成功案例。
有调解员透露，此类案件在法院已呈扎堆态势，案例高度集中、特征明显，具备欺诈性质。但受害者分散在全国各地，取证困难，且单人受骗金额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即便诉至法院，通常也按民事纠纷处理。在少有的维权成功案例中，法院也至多判决扣除部分课时费后退还余款。
“本质上说，这是以知识付费为名，行诈骗之实。”北京权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林丽鸿告诉记者，此类骗局将可免费获取的基础信息包装成“赚钱秘籍”，并伪造收益截图、诱导借贷，属于典型的虚构核心事实、骗取财物，实已超出民事违约的范畴，部分机构收钱后拉黑跑路、换壳经营，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涉嫌触犯《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过往法院将此类套路按民事纠纷处理，往往是受制于单人金额小、证据分散的现实，不代表其不构成犯罪。
林丽鸿说，从《刑法》第224条看，若机构没有实际履约能力，以虚假服务诱骗学员继续交费，收款后逃匿，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同时，过度承诺收益、夸大宣传的行为可能触犯《刑法》第222条虚假广告罪。
在实际维权层面，林丽鸿建议，受害者应联合起来提交“并案申请”。具体实践中，三类证据需重点固定：一是宣传时承诺“月入过千”“包投流”等内容的截图或录屏；二是实际课程内容，证明与免费公开信息无异；三是付款凭证及对方失联、删除好友的记录。受害者多人联合维权时，需将同类证据汇总，证明系同一团伙所为。
“难点可能在于，在多个空壳中查找真实控制人。”林丽鸿补充，可以通过收款账户、域名注册信息、微信和支付宝实名信息等线索逆向追查。在执法协作上，市场监管、公安、网信等部门应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必须对换壳跑路的团伙实施‘一锅端’式打击。”（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程元、李桦、游莉为化名）
本报记者 张瑞雪 曾轲
本报实习生 徐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