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汉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教授,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中心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法学、检察学、土地产权制度等。
伊力夏提·艾合麦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国家治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法学。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之核心要义、理论品质及总体性特征
徐汉明 伊力夏提·艾合麦提
【摘 要】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植根于我国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与厚重实践沃土。这一理论破解社会发展转型时期诸多矛盾难题的战略回应,反映了我国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与发展阶段历史性跨越的客观要求,是高效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战略应对。其以六个维度的“十九论”构建起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元体系位阶下的子体系, 具有独特的理论方位。这一科学理论不仅是开创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而且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提供了价值引领,使之呈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图景、制度表达与理论叙事,为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一理论呈现出哲理深厚的辩证思维、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守正创新的发展思维之理论品质以及科学性、时代性等总体性特征。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恢宏的实践伟力和深邃的理论创新,开辟了人类社会治理文明的崭新路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磅礴动力,亦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根基、提供了理论领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全面系统型构了具有结构严密、体系完备、内容丰富、呈现“五个特色”“九个本质要求”“五项重大原则”的标识性主体性的科学理论大厦。这一科学理论不仅破除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而且标志着现代化知识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背景下为当今全球人类社会提供了“现代化多样性”的鲜活样本。其科学回答了在曾经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三个理论模型”来进行现代化的本土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既突破西方现代化理论范式封闭的底层逻辑,又推动现代化理论向开放、包容的新范式跃升;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化与社会建设的理论, 展示了“理论超越”的实践样态与理论思辨图景;其为世界上那些因经济文化落后、国力衰弱、人民生活贫困而寄希望于通过后发式追赶发展来加速实现现代化,且又能同时保持民族独立、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内在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这一要求深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实践, 将社会治理现代化融入这一历史进程,实现了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创新的历史性飞跃。这一理论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新概念、新论断、新观点,彰显出深厚的理论伟力。本文尝试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视野,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作些许体系化、学理化阐释,以求教同仁。
一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萌发形成发展的客观基础
(一)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是破解社会发展转型时期诸多矛盾难题的战略回应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治理多元化、数字现代化的加速发展, 贸易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文化霸凌、军事裹挟、网络暗战等大国“西化”“分化”的战略实施手段花样翻新, 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此同时, 中华民族正稳步迈入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开探、开辟、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跨越,在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日益呈现“东升西降”的大势下保持了战略定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体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恢宏成就,展现出和平崛起大国之“治理模式”“治理智慧”的东方魅力,为人类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治理文明新形态。这内在且合乎逻辑地要求将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决策实施、一体推进。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外部条件的制约,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利益诉求多元化、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新情况、新问题,社会治理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而言,我国社会正在经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现代数字社会的三重并举转型跨越。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两个结合”,开辟了一条新路,是区别于以殖民掠夺、资本垄断、武装侵略、瓜分世界、攫取他国资源为主要手段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这一现代化道路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特征。另一方面,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艰难过程中, 如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关注和破解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带来的社会治理对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治理难题？如何实现城镇化率跃升至67.89%之后新型城乡关系的重构,弥补后发国家通过走“城乡分割”“工农分割”道路来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而产生的若干短板,开创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点的城乡一体化新局面,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普惠化水平？如何回应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老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巨大压力等堵点问题,把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系统化、法治化、精准化提上治国理政的重要议事日程？如何应对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全面发展而来的社会连接方式的重构, 以及虚拟空间治理中“法治飞地”的治理痛点问题;如何直面自然犯罪与超自然犯罪交错叠加,传统型国家安全与非传统国家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以及国内国际风险互溢等一系列破坏力日益增大、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挑战。对此,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作出系列决策,有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传统社会管控模式向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模式转变,应对网络深刻变化带来的种种风险挑战, 这给深化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供了方向指引;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安全保障、环境改善的要求日益提高,这为创新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磅礴伟力。这要求理论界、实务界必须“观大势、想大事、懂全局、管本行”,自觉践行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跳出传统“管控”思维和路径依赖,以全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后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解决与之不协调、不平衡、不符合的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等新课题;需从社会治理单向度“管理”向政社合作、社会参与、人民群众支持、法治保障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转型;从应急维稳管控型向“以良法促善治、保发展”的制度性“良政善治”方式转变。另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所带来的严峻风险挑战,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聚焦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和谐社会构建、法治社会建设、平安建设,将影响制约社会公正、社会活力、公平正义、国泰民安的社会治理体制性障碍、机制性困扰、保障性束缚问题纳入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战略,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不变的初心,始终把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题、新论断、新观点,新战略、新举措,形塑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原创性、标识性范畴体系,形成了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健全城乡治理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引。
(二)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反映了我国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与发展阶段历史性跨越的客观要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颠覆性技术为核心,重塑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使之更深入地嵌入社会运行机理,催生了社会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变革, 给社会治理在社会化、法治化前提下一体推进智能化、专业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与此同时,产业变革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新兴业态蓬勃兴起,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带来组织结构虚拟化、利益诉求多元化、风险形态复杂化等一系列新课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传统治理范式已难以适应高度动态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治理生态及其数字赋能场景。这就要求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正是立足于这一历史方位,主动回应技术跃迁与产业演进所产生的治理需求,强调以科技创新赋能社会治理体系、以制度创新适配产业变革,推动治理主体从单一向多元协同转变,治理过程从纵向管控向普惠服务与多元协商转型, 治理机制从响应式向前瞻性、预防性演进,治理方式从政策驱动、行政约束向法治保障跨越,治理空间由传统空间向网络虚拟空间交汇互织,实现治理模式重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向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拓展。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实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出了“时势论”“布局论”“性质论”“驱动论”“融合论”“命门论”“安全论”“治网论”“体系论”“增量论”“人才论”“共赢论”“保证论”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一科学理论充分彰显了我国在把握时代大势、推动治理现代化方面的理论自觉与制度自信,为创造性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实践前景。
(三)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是高效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战略应对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国际政治格局正处于以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守成大国竞争博弈加剧为特征的关键阶段,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一方面,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处于调整重构的关键阶段,这为呈现整体崛起态势的新兴市场国家创造了宝贵的历史契机，全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出现“东升西降”的国际政治新格局。另一方面,“人类命运与共已成必然趋势,但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不断加重”。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气候变化威胁加剧、公共卫生危机频发、难民问题持续发酵、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这些跨国界、跨领域的全球性问题单靠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有效应对,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如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等,为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深化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完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有力应对一系列海外利益风险挑战、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使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构建起一套彰显自主性与创新性的概念体系、方法论与实践路径,形成了以“六个维度”统领的“十九论”架构，共同构筑起一座宏伟的理论殿堂。
(一) 基本命题维度
新时代社会治理基本原理由“原理论”“原则论”“规律论”所构成。它包括理论命题、基本原则、运行规律等方面,是支撑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石。这包括以下几点。
1.关于基本原理的观点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坚持“两个结合”,精准回应新时代中国治理实践中若干重大、复杂且独特的问题,系统阐释了关涉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法治社会、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等方面基本命题的深刻内涵,即“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创新社会治理”, “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发展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共建共治共享”。这些基本原理构成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重大命题的基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与西方治理道路的本质区别,彰显出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的磅礴伟力。
2.关于社会治理基本原则的观点
坚持专项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原则,并将其贯穿于创新社会治理、平安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这是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保障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社会治理法治现代化保障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党和国家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围绕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必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应用于平安建设、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各方面全过程,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3.关于遵循社会治理运行规律的观点
尊重和把握社会治理运行规律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金融、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为社会治理实践筑牢思想根基,为治理效能的持续跃升注入了不竭动力。
(二) 政治保证维度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涵盖“保证论”“宗旨论”“地位论”,构成了社会治理政治保证的系列观点。
1.关于根本保证的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全面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国家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持续创造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新奇迹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要求必须善于运用这些优势,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社会治理各领域、各层级、各阶段,在党的坚强引领下系统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2.关于把握根本宗旨的观点
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作为贯穿始终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 尊重人民创造精神, 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 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聚焦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从维护最切身利益着手,着力化解关乎民生的突出问题, 切实兜牢民生底线,持续提升广大群众的民生福祉、生活品质与幸福安康。
3.关于社会治理地位的观点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之“地位论”厘清了社会治理在治国理政、良政善治以及全面依法治国中的独特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明确提出“和谐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指出“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运用法治、民主、协商的办法进行处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制度约束、法治保障对生态文明的促进作用,要求“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关键是要在事关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领域体现法治理念,坚持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要求“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这些重要论述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与实践指导意义。
(三) 顶层设计维度
顶层设计是战略蓝图的灵魂,站在系统全局的哲学高度,为未来实践勾勒出清晰的坐标与路径。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从顶层设计维度提出“布局论”“互动论”“全球论”等观点。
1.关于“三个共同推进”“三个一体建设”的布局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布局的重要方面是创新社会治理、激发社会创造潜能,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深化法治实践,系统构建平安中国,巩固国家安全根基,实现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
2.关于合作共治、良性互动的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从科学高度定位社会治理,告诫政法综治人员“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对于涉及群众的执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规范执法言行,推行人性化执法、柔性执法、阳光执法,不要搞粗暴执法、‘委托暴力’那一套”; 同时明确要求“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3.关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观点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统筹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棋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类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 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必须超越零和博弈与霸权思维的旧有窠臼,携手探索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路径。“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而“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 实施方略维度
实施方略是为实现核心目标而制定的系统性行动纲领。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围绕实施方略维度,提出“格局论”“体系论”“民主论”。
1.关于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观点
构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责任、履行义务、分享成果,富有活力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共同建设、共同治理、共同享有的系统性格局, 这是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的关键所在。这一制度设计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水平构筑了稳固基石、提供了有力保障。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贯穿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保护等各个方面,统筹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两大维度。其涵盖范围广泛,包括服务新发展格局构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网络空间治理、食品安全监管、城乡基层治理等社会治理各环节与全过程。必须牢固树立并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通过精细化施策增强风险防控能力, 持续提升全社会防范风险的意识和水平。
2.关于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观点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必须系统阐释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范畴,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系统框架,从而彰显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学说的独特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要求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纳入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战略。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等等。
3.关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观点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各环节。它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和实践机制, 人民当家作主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和生活方式,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与蓬勃生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因此,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必须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政治协商制度的积极作用,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广泛吸纳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五) 重点领域维度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从重点领域维度提出了“基层治理论”“城市治理论”“网络治理论” “边疆治理论”。
1.关于基层治理的观点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基层治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例如,“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 “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一系列重要论断指引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使重大矛盾风险在市域层面得到有效防控,使常见纠纷在基层一线得以妥善解决, 使大量争议在进入司法程序前获得有效调处, 从而推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2.关于城市治理的观点
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如“加强和改善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走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 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 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 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 强调“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3.关于依法治网、办网、上网、用网的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不是‘ 法外之地’”,“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 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明确要求“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 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唯有将法治的种子深植于网络空间的方方面面,形成治理者公正执法、运营者严守边界、使用者遵纪守法的良性循环,方能汇聚磅礴之力,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共筑更加安全、稳定、繁荣的清朗数字家园。
4.关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边疆治理的观点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是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棋局,承载着维护国土安全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提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强调“要把边疆地区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 要求“坚决捍卫边防安全和边境地区稳定”;要求“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积极解决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一系列观点,为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目标提供了思想指引。
(六) 方略方法维度
治理方法是连接理想与现实、目标与结果的实践桥梁。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从方略方法维度提出“三治结合论”“预防性治理论”“社会治理辩证方法论”。
1.关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观点
“三治结合” 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理念与实践路径。自治是基础,激发群众参与热情,通过村规民约、民主协商等方式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法治是保障,以法律为准绳,规范行为、化解矛盾、维护公平,确保社会运行在法治轨道上;德治是引领,依托传统文化、公序良俗塑造价值观,润物无声地提升道德素养与社会凝聚力。三者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相互渗透、彼此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他明确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因此,唯有实现三治贯通、良性互动,方能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2.关于预防性治理的观点
预防性治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它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未雨绸缪的战略智慧。这一理念强调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防范转变,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导转型,通过科学研判风险、系统构建机制、精准落实举措,最大限度地防范化解各类矛盾隐患,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 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安全风险能力, 增加安全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强调“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预防性治理不仅是方法论革新, 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它要求我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科学严谨的态度,下好先手棋、把握主动权,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支撑,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关于社会治理辩证方法的系列观点
坚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依法保障高质量发展, 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从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方面来看,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建设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立足全局和长远来统筹谋划,将其纳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整体布局一体推进,遵循基本原则,坚定目标、突出重点、实化措施;创新社会治理,加快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蕴含了效率与公平价值的统一,统筹“效率与公平”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以“效率与公平”统筹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将“效率与公平”寓于发展与民生保障之中,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围绕正确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为抓手,坚持增强发展活力与健全制度相统一,在构建新安全格局中坚持活力与秩序相统一,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力量源泉,以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培植和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以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为全面提高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政治保证。
三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的理论品质及总体性特征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不仅回应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背景下建设和谐社会、法治社会,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公正,为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发展提供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这一哲学思考,而且深入探讨了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保障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同时,进一步打通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伦理与秩序、市域治理与边疆治理、基层治理与国家治理、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人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链条,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磅礴伟力,呈现出鲜明的理论品质与总体性特征。
(一)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的理论品质
1.哲理深厚的辩证思维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创立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直面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平安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始终坚持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法、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对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的百年辉煌成就与历史经验进行创新性总结,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治理与法律文化进行创新性挖掘、对人类治理文明优秀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即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后传统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能力同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新要求不适应不协调不符合这一最大实际,牢牢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目标,以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保障和服务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主题主线,紧贴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最前沿,对社会治理实践的鲜活经验和丰硕成果适时予以理论化思考、原创性构建、体系化表达,系统提出了有关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命题,从而型构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框架, 构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结构严密且具有成熟哲学方法和实践面向的科学体系, 彰显出其哲理厚重的辩证思维品质。
2.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发生的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 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反映在社会治理领域表现为矛盾明显增多,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致力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把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纳入重要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提出着力推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遵循和把握社会治理运行规律,科学回答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后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更加公平分享改革与法治成果的新要求新期待,从而使“中国之治”的成色更足,优势更为彰显,为人类治理文明展示“中国之治”新形态提供了“东方智慧”。
3.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观点,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实干传统,并具有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根基。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在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建设与改革洪流中反复淬炼而成的智慧结晶。毛泽东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其《实践论》深刻阐明了认识源于实践并需回归实践检验的真理,为党的务实作风奠定了坚实基石。邓小平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著名论断, 形象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大胆探索、稳步前行的方法论精髓,彰显了直面现实、尊重规律的实践勇气。江泽民提出“与时俱进” , 要求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胡锦涛强调“求真务实”,推动科学发展观在解决现实发展难题中落地生根。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实践导向推向新高度,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治理新理念新战略。纵观这一历程,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始终贯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的辩证运动,其求真品质体现为对客观规律的不懈探求,其务实精神则外化为攻坚克难的切实行动,充分证明了理论的生机活力源于实践。这一系列“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深化过程,显现出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所蕴含的实践智慧、实践力量与求是勇气。
4.守正创新的发展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开拓性的伟大事业。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辉煌实践,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科学回答了在欠发达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生人民政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创新社会治理、健全社会工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要正确处理社会治理领域若干重大关系,即顶层设计与实践创新的关系,将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统筹纳入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战略,强力实施;适时将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战略谋划与政策策略的关系, 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增强前瞻性全局性系统性;强调“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确保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着眼于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其重大成就集中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的强大效能,充分显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磅礴伟力。
(二)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的总体性特征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不仅呈现出鲜明的理论品质,而且具有科学性、时代性等总体性特征。
1.从科学性看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的特质在于始终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立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社会转型变革阶段纷繁复杂的治理事务为研究对象,以加快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开创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为目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错叠加的进程中, 统筹谋划和应对处置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发展与安全、改革与法治、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等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思想内涵深邃、理论风格鲜明、实践导向求是等独特品质。
2.从时代性看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 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从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保障和服务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的高度,布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将推进社会和谐与法治建设、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筑牢公平正义基石、保障人民幸福生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谱写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篇章的根本出发点和实践方向,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这不仅展示出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恢宏成就、释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优势效能,而且诠释了东方治理智慧的奥秘,为人类治理文明提供了新形态。
四 结语
纵观人类现代化历程不难发现,当西方世界凭借殖民掠夺与资本扩张率先叩开现代大门之时,其发展路径便深深烙下了对外掠夺、对内压榨的印记,这种以资本为中心、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的现代化,虽创造了庞大的物质财富,却也埋下了贫富悬殊、社会撕裂、生态危机的深刻祸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经登上历史舞台,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始终把开探、开辟、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开创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置于其中一体推进,并始终将其作为不渝的奋斗目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新中国、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政权的征程中,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一化三改”,到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 创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庄严宣告“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再到将“四个现代化”更新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从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的毛泽东思想体系,该体系涵盖“四个现代化”以及“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等理论。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强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 指出“只有紧紧抓住和搞好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提出实现现代化从“两步走”, 到“三步走”,再到“新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并运用党自成立以来开探、开辟、开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在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子系统,其六维结构涵盖“十九论”,构成了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具有独特的理论方位。它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源同根,是有关社会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引领我们不断书写社会长治久安的时代奇迹,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保障。
（为方便阅读，略去参考文献与注释。读者如需要，请查阅原文。）
本文引用格式：
徐汉明 伊力夏提·艾合麦提:《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之核心要义、理论品质及总体性特征》，《中国治理评论》2026年第1期，第16~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