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蜀学”的读书笔记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蜀学，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宛如一条生生不息的文化长河，自远古奔流至今。它不仅是巴蜀儿女的精神血脉，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座巍峨高峰。在新时代语境下，系统梳理蜀学的来历与发展，明晰其内涵与外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巴学”的构建与发展具有极大启发作用。本文是作者多年的读书笔记，从蜀学的定义、历史、根据、内容与特征五个维度，全方位解码蜀学奇观。最后，论及“巴学”发展。
蜀学的定义：内涵、外延与时空范围
要深入理解蜀学，必须首先对其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顾名思义，“蜀学”即巴蜀地域产生、发展并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学术统称。在学术界，蜀学通常被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
从内涵与外延来看。狭义的蜀学，主要指称特定的学术流派。最典型的是宋代“苏氏蜀学”，即以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为核心，融合儒释道思想，与当时的“洛学”（二程理学）、“新学”（王安石变法理论）鼎足而三的学术流派。此外，狭义蜀学也常指巴蜀地区的经学、理学或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广义的蜀学，其内涵和外延几乎等同于“巴蜀文化”。它是指自古至今，在巴蜀地区（主要以今四川省、重庆市为核心，辐射周边部分区域）产生、发展，并由巴蜀学人创造、传承的文化总和。它不仅包含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还延伸至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从时空范围来看。时间跨度，上起远古先秦的蚕丛、鱼凫时代，下迄当代的现代化建设。它穿越了古蜀国神秘的时间通道，经历了秦汉的初盛、魏晋的中衰、唐宋的鼎盛、元明的蛰伏，直至晚清民国时期借助尊经书院等新式教育再度复兴，形成了多个首尾相接的学术高峰。空间界定，以四川盆地为核心生发地，但随着历史上多次“湖广填四川”等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蜀学的空间范围实际上是一个流动的“文化圈”。凡受到巴蜀学术传统熏陶、承接巴蜀文脉的地域，均可视为蜀学的辐射范围。
蜀学的历史：从文翁化蜀到走向全国的千年文脉
蜀学的演进并非一条直线，而是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波浪式前进轨迹。著名学者舒大刚教授将其概括为“三代孕育、两汉初盛、魏晋中衰、唐宋鼎盛、元明持续、晚清重兴”的六个阶段。纵观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次波澜壮阔的学术高潮。
第一次高潮：两汉时期——“蜀学比于齐鲁”。西汉景帝末年，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创设“石室”，首开地方政府办学之先河。他派遣张叔等十八人东赴长安研习《七经》，回蜀后大兴教化。这一举措彻底打破了巴蜀蛮荒的局面，使得“巴蜀好文雅”，蜀学蔚然成风，甚至达到了“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两汉蜀学以辞赋和经学见长，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辞赋大家名震天下，不仅奠定了蜀学的文学根基，更形成了蜀人“精研七经”的深厚学术传统。
第二次高潮：两宋时期——文史哲的全面繁荣。宋代是蜀学臻于极盛的黄金时代。在文学上，眉山“三苏”不仅独占“唐宋八大家”三席，更以其博大雄浑的文风引领了北宋古文运动的浪潮。在史学上，有着“唐后莫隆于蜀”的美誉，陈寿著《三国志》、范祖禹修《唐鉴》、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巴蜀史家填补了中华史学的大量空白。在经学与理学上，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学派力主“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与洛学、新学分庭抗礼；南宋时期，张栻（南轩学派）、魏了翁（鹤山学派）等理学家又将蜀学推向了新的哲学高度。
第三次高潮：晚清民国时期——返本开新与中西交融。明末清初的战乱使蜀学一度式微。直到清同治末年，洋务派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创办尊经书院，延请王闿运等名师执教，力矫空疏腐朽的八股风气，倡导“通经致用”的朴实学问，从而拉开了近代蜀学复兴的序幕。尊经书院培养出了杨锐、廖平、宋育仁、吴虞、张澜等一大批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杰出人物。其中，经学大师廖平“经学六变”的理论甚至直接启发了康有为的戊戌变法。至此，蜀学实现了从中世纪传统学术向近现代人文学科的转型。
蜀学的根据：文明溯源与硬核支撑
蜀学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战火与沧桑而生生不息，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文献储备与制度信仰体系。
首先，远古文明的积淀与考古实证是蜀学的“根”。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相继出土，向世人揭示了距今约四五千年前高度发达的“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精美的青铜面具、太阳神鸟金饰，不仅证明了巴蜀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更为蜀学注入了“人神共娱”、想象奇诡的文化基因。这些“地下新材料”与后世的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构成了蜀学最坚硬的史前支撑。
其次，浩瀚的文献典籍与丛书汇编是蜀学的“脉”。巴蜀学人历来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与文献抢救意识。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开创了中国地方志的先河，为蜀学留存了最早的系统史料；明代状元杨慎耗费毕生精力编纂《全蜀艺文志》，对巴蜀文献进行了大规模梳洗；清代才子李调元不惜变卖家产，网罗巴蜀先贤遗著，刊刻成包罗万象的《函海》丛书，被袁枚赞为“西蜀多才君第一”；时至近代，傅增湘编撰《宋代蜀文辑存》，当代学者又启动《巴蜀全书》《蜀藏》等宏大文化工程，正是这种“代不绝书”的文献传承，使得蜀学文脉屡断屡续、薪火相传。
最后，独特的信仰体系与重教传统是蜀学的“魂”。在信仰层面，巴蜀地区早于中原形成了以“天皇、地皇、人皇”为核心的三皇崇拜，以及以“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为序列的祖先（帝王）信仰，这为蜀学提供了区别于中原的独特精神底色。在教育制度上，从文翁石室到后蜀孟昶的“蜀石经”（最早刊刻《十三经》），再到晚清尊经书院、锦江书院这两所顶尖的书院，除此之外，清代成都及其郊县还有绣川书院 (始建于南宋,清代迁建)、岷江书院、崇阳书院、景贤书院、凤山书院、墨池书院、四川国学院、兼山书院、鹤山书院、子云书院、大益书院、万春书院、潜溪书院、九峰书院、龙门书院、通经书院、芙蓉书院、少城书院、平云书院等20多座书院，它们是贯穿成都教育的中坚力量，又在改革浪潮中不断创新发展，使巴蜀大地始终走在中国地方教育的前列，为蜀学生生不息地输送着新鲜血液。据史记载，历经宋、元、明等朝代发展，清代四川书院达到顶峰时期（成都共办21所书院），书院数量居于全国第2位。其中，以锦江书院为代表的传统书院和以尊经书院为代表的近代书院，是两个时代教育的典范，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蜀学的内容：多学科交叉的学术宝库
蜀学绝非单一的枯燥说教，而是一个包罗万象、气象万千的综合性学术体系。著名学者刘咸炘曾言：“统观蜀学，大在文史。” 具体而言，蜀学的内容至少在以下四大领域取得了独步天下的成就。
其一，经学与易学。 巴蜀地区是汉代经学的重要传承地，扬雄仿《易经》作《太玄》，奠定了“易学在蜀”的千古佳话。宋代以后，巴蜀更是成为中国易学研究的重镇，从陈抨、谯定到魏了翁，注易解易者层出不穷，甚至连程颐都在成都街头受到箍桶老翁以《易》理点化，感叹“《易》学在蜀耳”。晚清廖平更是通过《今古学考》等著作，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引发了经学领域的地震。
其二，史学与地方志。 宋代是巴蜀史学的巅峰期。除《三国志》《华阳国志》以及卷帙浩繁的编年史外，巴蜀史家还开创了“纪事本末体”的先河（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并在当代历史的资料汇编上（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展现出极为严谨的考据功夫。《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种地方志，也是研究古代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的奠基之作，被赞为“方志鼻祖”。
其三，文学与语言学。 蜀地可谓中国文学的一块沃土。汉代有“汉赋四大家，蜀人得其三”（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唐代有“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诗仙李白；宋代有三苏父子领航古文运动；清代又有李调元在戏曲理论（《雨村曲话》）和民间歌谣（《粤风》）收集上的开拓性贡献。此外，在音韵学、方言学等领域，蜀学同样硕果累累。
其四，宗教与科学技术。 道教发源地即在巴蜀，张陵于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老子想尔注》开启了早期道教的神学体系。在科技领域，落下闳制定《太初历》、确立正月岁首，被誉为“春节老人”；秦九韶的《数书九章》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再加上唐慎微的《证类本草》等，无不彰显着蜀学“究天人之际”的宽广胸襟。
蜀学的特征：开放包容与经世致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蜀学不仅积累了丰厚的知识存量，更淬炼出了几种极具辨识度的学术性格与精神特质。
一是包容会通、多元开放的创新精神。 巴蜀文化地处西南，自古以来就面临着多民族交融与中原文化的输入。这就造就了蜀学“不攻击、不固守、不排外”的学术胸怀。在哲学层面，蜀学很少像程朱理学那样设置森严的门户之见，而是表现出强烈的“三教合一”倾向。无论是严君平以老解易，还是三苏父子“集杂成纯”、出入佛老，抑或是近代刘沅的“槐轩之学”融汇儒释道，都体现了蜀学善于吸纳百家之长、敢于突破陈规的创新勇气。
二是贴近人情、注重实用的经世品格。与一些空谈心性道德的学派不同，蜀学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和实干精神。从文翁“先富后教”的治理理念，到司马相如、李白等人对功业的极度渴望；从三苏蜀学强调“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批判脱离实际的清规戒律，到魏了翁主张“真知，著于实践”；再到晚清尊经书院学子积极参与的“公车上书”和保路运动，蜀学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将学术视为“通人事以致用”的工具。
三是坚韧不拔、薪火相传的文化自觉。巴蜀之地素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之说，频繁的战乱往往导致典籍散佚、学统中断。然而，正是在一次次的废墟上，巴蜀学人总能凭借对乡土文化的深沉热爱重新站起来。从东汉学者在兵燹（ xiǎn）后“救复衰渐”，到明初杨慎在贬谪途中搜集文献，再到近代面临西学冲击时谢无量、蒙文通等人组织“蜀学会”以图复兴，这种“生于忧患”的危机感与使命感，赋予了蜀学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文化秉性。
至此，我们明白了，东晋史学家常璩（约291—361），在其著作《华阳国志》（约348—354年成书）中首次明确记载“蜀学”一词，原文为“蜀学比于齐鲁” 。背景是，记述西汉蜀郡守文翁兴学，派弟子赴京师受经、回蜀教授，蜀地学术可比齐鲁 。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将蜀学发展为独立学派 。“巴学”概念出现很晚，是我们在研究巴文化时正式倡议构建“巴学”学科，与“蜀学”形成互补。1941年卫聚贤首提“巴蜀文化”，但未单独提出“巴学” 。 “巴学”是新兴交叉学科，是系统研究巴地历史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学问，要在借鉴和学习“蜀学”发展路径和方法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
总之，蜀学是一部由巴蜀人民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的壮丽史诗。它发轫于远古的涓涓细流，在秦汉激荡，在唐宋澎湃，又在近代的变革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明确蜀学的定义与范围，梳理其历史脉络，探寻其存在根据，盘点其丰富内容，总结其学术特征，不仅是为了还原一段真实的文化记忆，更是为了从这片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在今天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实践中，古老的蜀学必将促进新兴的“巴学”发展，形成“巴学”“蜀学”同辉共进格局，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时代光芒。（2026年5月14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