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铁某（中）被采取强制拘留措施。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记者 郑芳芳
李海林决定再去找铁某谈谈。
2月24日，他拨通了申请执行人小喜的电话：“我是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李海林。关于您和铁某的案子，我想，咱们还有再谈一次的必要。”
电话那头，短暂地沉默了。小喜的犹豫，李海林能懂。就在4天前，他们刚在派出所经历了一场“短兵相接”。
2025年，小喜轻信铁某的花言巧语，一次性向其出借8万元，约好周转一个月即归还。但随后铁某信息渐疏，直至“人间蒸发”。2025年6月，小喜一纸诉状将铁某告上法庭。庭审中，铁某信誓旦旦，签下“每月还1万元”的调解协议。然而，铁某再次爽约。2个月要钱无果后，小喜申请了强制执行。
案件到了李海林手中。查财产、冻账户、纳失信、限高消费……一套“组合拳”打出去，却像是打在了棉花上：铁某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人也藏匿无踪。小喜曾2次提供线索，李海林2次实地查访，皆扑空。
转机出现在2月20日。一条线索通过“执行110”紧急传来：铁某因涉嫌诈骗，正在某派出所接受讯问。李海林当即带着小喜驱车前往。
再次见到铁某，小喜情绪激动，坚持要求其一次性还清全部欠款。但铁某两手一摊，表示自己仅能凑到3万元左右，一次性还款存在困难。小喜担心一旦松口，铁某会再次“隐身”，坚决不同意分期。最终，铁某因拒不履行被采取强制拘留措施。
案件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更糟——被执行人进了拘留所，钱还是没要到。但李海林没有放弃。随后几天，他反复梳理案情：铁某长期辗转于各大酒店，说明他并非完全没有经济来源；但公安部门的核查证实，铁某近期无进账、无存款，且在亲友中已信用“破产”，短期内确实筹钱困难。
“他有履行能力，只是没到‘一次性履行’的地步。强制执行的目的，是实现债权，而不是赌一口气。”李海林决定再试一次。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通电话。李海林劝小喜调整思路：与其在拘留所外干等，不如设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首付金额，再谈一次。
几经思量，小喜终于松了口。李海林放下电话，立即拨通拘留所的电话，预约了一次特殊的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