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纠纷超千起 涉案标的额逾30亿元

化解纠纷超千起 涉案标的额逾30亿元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广场 (杨子  摄)

2026年1月25日,杨继东在山东省潍坊市接受《人民法治》杂志社总编辑梁相斌专访,深入解析“潍坊老窑匠”模式的创新价值。该模式以独创的“五解工作法”为核心,构建“党委领导、专业运作、府院联动”解纷闭环,融合法治力量与专业智慧,精准化解住建领域复杂纠纷,将矛盾止于基层、化于萌芽,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鲜活的行业实践样本。

杨继东是潍坊市奎文区老窑匠城乡建设调解中心主任。

让纠纷“只进一扇门”的“铁三角”如何运转?

梁相斌:杨主任,感谢接受《人民法治》专访。首先想请您谈谈,潍坊市奎文区老窑匠城乡建设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老窑匠调解中心”)作为一个“民办非企业”组织,是如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中找到自身定位的?

杨继东:感谢《人民法治》对潍坊老窑匠调解中心的关注。您提出的问题,确实触及了我们工作的根本性质与定位。潍坊市奎文区老窑匠城乡建设调解中心虽登记为“民办非企业”社会公益组织,但从诞生到发展,始终深深植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沃土之中。

老窑匠调解中心的成立,直接源于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动的“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建设要求,并在此框架下,经山东省民政厅正式批准设立。本质上,老窑匠调解中心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法院指导”的总体格局下,司法力量与行政力量向专业化、社会化纠纷化解领域进行的有序延伸和战略协同。

基于此定位与实践成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已将本中心共同确立为“山东省住建领域民事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省级试点单位”。这既是对我们探索方向的肯定,也赋予了我们更重的责任。

我们的定位是“为大局服务、为人民调解”。自觉将调解工作融入区域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全局中去谋划与推进,不做“旁观者”,争做“建设者”;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将解决人民群众在住建领域的“急难愁盼”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梁相斌:那么,围绕这一定位,老窑匠调解中心构建了怎样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工作机制来保障运行呢?

杨继东:围绕定位,我们创新提出“有解、了解、分解、理解、和解”的“五解”工作法,构建“先行调解、行业纾解、司法化解、事心双解”的“四解”工作机制,以及“专群结合、因案施策、多元化解、定分止争”的“潍坊老窑匠”模式,具体运作核心为两大支柱:一是“三方联动”的协同体系,二是“实体化运作”的平台支撑。

“三方联动”指的是我们与法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建立的制度化链接。全市法院可以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将涉住建领域的案件委派给我们调解中心,我们定期进行业务培训、个案指导等,真正实现了矛盾纠纷的分流与过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则为我们提供强大的行业专家库、政策解读和行业监管支持;我们中心作为实体化的操作平台和枢纽,负责整合资源、组织调解、督促履行。这三者形成了一个闭环,确保了案件“只进一扇门,就能得到专业、权威、高效的处置”。

“实体化运作”则体现为我们拥有1000多平方米的固定办公场所,内设9个标准化调解室,并专门设立了对接法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业协会、建筑业协会等的5个指导室。我们不是虚拟的“皮包机构”,而是有场地、有人员、有规程、有保障的实体化“战斗”单元。我们按照“遵从自愿、择优入库、专兼结合、动态调整”的用人原则,组建了攻坚克难的“铁三角”核心团队,包括一支由18名来自司法、住建等实务领域及高校教师构成的“懂法律、精专业、善调解”专职调解员队伍,一支由52名一级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房地产估价师及高级工程师等权威人士组成的行业专家团队,以及一支由法院派驻或定期指导的法官团队。三支队伍协同联动,形成了专业解纷的坚实支柱。

梁相斌:您刚才提到了“五解”工作法和“四解”机制,这些听起来很有创见。能否请您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五解”工作法在实际调解中是如何一环扣一环起作用的?

杨继东:好的。我举个例子,比如,处理一起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管道漏水引发的纠纷。首先,我们秉持“有解思维”,确立“问题一定能解决”的导向,绝不推诿。接着,进行“全景了解”,不仅查看现场,还分别倾听发包方、施工方、自来水公司等各方面的说法,掌握全部事实。然后,进行“要素分解”,把矛盾拆解成责任认定、损失评估、修复方案、赔偿金额等几个焦点问题。在此基础上,引导各方“共情理解”,让各方相互理解信任。最后,在所有环节的基础上,促成各方在修复、赔偿等具体方案上达成一致,实现“实质和解”。这五步环环相扣,确保了调解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倒推工序”:为无证据案固化证据链

梁相斌:施工劳务纠纷问题是影响基层社会稳定的顽疾,此类案件往往证据链不全、矛盾对抗激烈、处置窗口期短。老窑匠调解中心在处理此类高度敏感型纠纷时,如何突破传统的证据瓶颈,并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实质化解?

杨继东:住建领域的劳务纠纷确实处理难度大、敏感性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实践中,我们主要依托“专群结合”,发挥专业优势与群众工作优势破解这一难题。我想通过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王英祝工程款纠纷案,来具体说明。

这个案子的当事人王英祝带着车队完成了一个某重点项目的土方运输和回填工程,工程款总计189万元。但工程完工后,这笔钱却迟迟拿不到手。最要命的是,他和上层级施工单位之间只有口头约定,缺乏正规合同,也没有工程签证单、工作联系单等任何书面证据,陷入了“证据不足、无法立案”的绝境。在多次沟通未果后,当事人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诉求。在此期间,他用物料车将重点项目的5个出入口全部封堵,导致该项目完全停滞,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我们调解中心在接到这个“烫手山芋”后,首先意识到,绝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僵化的证据观念。我们运用“五解”工作法,特别是其中的“分解”和“有解”思维,创新性地采用了“倒推工序”模式,土方车进出工地必须有监控记录,车辆出场冲洗也会有台账。我们立即组织调解员和专家,投入大量精力,调取了项目工地数月来的所有监控录像和车辆清洗记录。这个过程如同大海捞针,非常烦琐,但我们一车一车地核对时间、车牌号、运输方量,硬是凭借着这些看似零散的信息,复盘出了王英祝车队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和准确的作业周期。然后,我们再结合开发商已经支付给总包单位的总款项,进行反推核算,为王英祝固化了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证据链。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调解员不仅要当“侦探”,还要当“心理疏导师”。我们多次采用“背靠背”的方式,一方面安抚王英祝的激动情绪,引导他回归理性维权轨道;另一方面与开发商、总包单位反复沟通,摆出我们掌握的事实,讲清法律关系以及事件持续发酵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与商业信誉损失。

最终,法院依靠我们固化的证据,依法作出判决,支持了王英祝的全部诉讼请求,189万元拖欠工程款被全额追回。当王英祝拿到这笔血汗钱时,他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而更关键的是,被堵门多日的重点项目得以迅速复工,为开发企业避免了20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这个案子让我们深刻体会到,面对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调解工作者不能简单地说“不”,更不能当“二传手”,而是要秉持“有解”的信念,创造性地寻找那个“行”的路径,真正把“案结事了人和”落到实处。

2025年2月11日,中国行为法学会生态环境法治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办公厅主任王少南(右二)一行实地调研“老窑匠”调解中心(胡建波  摄)

4天与“府院联动”:破解讨薪与烂尾困局

梁相斌:如果说王英祝案是个体的极端维权,那么涉及人数更多、社会关注度更高的群体性讨薪事件,则如同一个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面对此类事件,调解中心如何实现快速响应、精准拆弹,防止事态蔓延升级?

杨继东:您这个“火药桶”的比喻非常形象。处理群体性事件,核心就是“快、准、稳”三个字。速度是生命线,精准是关键点,稳定是最终目标。我以东岳花园项目40名进城务工人员集体讨薪案为例,来展示我们的化解方案。

2023年9月,东岳花园项目的40名进城务工人员,因为承包商恶意逃避债务,200多万元工资没了着落。他们迫于无奈,多次到开发单位堵门讨薪,导致东岳花园项目全面停工,随后集体上访至山东省信访局,给各级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息访维稳压力。

我们调解中心在接到信息后,第一时间启动群体性事件应急响应机制。我们的策略非常明确:“快”字当头,以速度抢占先机;“准”字为要,以事实锁定关键。

由于直接责任人承包商失联,常规的调解路径被阻断。我们立即转换角度,主动对接项目的开发企业。同时,调解中心的调解员全体动员,分成几个小组,连夜行动,在工地临时办公室、调解中心,对40位进城务工人员逐一进行了极其细致、全面的调查笔录制作。这个过程不仅是记录,也是情绪疏导和法律宣讲。我们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详细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工种、工作起止时间、约定工资标准、已支付金额和欠薪数额,并让他们尽可能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考勤表、工友证明等一切辅助材料。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份内容翔实、证据相互印证、总额清晰的农民工欠薪情况统计表。

然后,我们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扎实的证据材料,与开发企业进行了一场专业而坦诚的对话。我们不仅向他们讲明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中关于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在特定情况下负有先行清偿责任的法律规定,也从企业社会责任、商业信誉、项目尽快复工止损,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多个维度,分析了利弊得失。因为我们前期工作做得快、做得细、做得准,事实清晰,责任明确,因此,开发企业最终展现了良好的企业担当,同意先行垫付这笔工资。

从我们全面介入,到40名进城务工人员的200多万元血汗钱全部发放到位,仅用了4天时间。这4天,我们像经历了一场高强度的战役,但最终我们成功地拆除了一枚“社会炸弹”,平息了一场可能升级的群体性事件,保障了东岳花园项目的正常施工秩序,真正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梁相斌:4天化解群体讨薪,体现了惊人的响应速度。那么,面对矛盾盘根错节的“超级硬骨头”,“快”字诀还管用吗?你们的核心策略有什么不同?

杨继东:您问到了关键。中央御园项目就可谓“超级硬骨头”,面对高难度,“快”字诀的侧重点截然不同。这里追求的不是“速战速决”,而是“快速破局”和“高效协同”。核心策略是从单一事件的应急处理升级为系统性的攻坚工程,这更加依赖“府院联动”的深度和广度,需要抽丝剥茧、多管齐下,打出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

中央御园三期是山东省重点保交房项目,因为开发企业资金链彻底断裂,官司缠身,项目上的房产被各地法院先后轮候查封了8次,从2022年开始就全面停工烂尾。盼房心切的回迁村民多次到各级部门集体上访,情绪对立,矛盾一触即发。

2024年3月,我们调解中心正式受理这个案子后,深刻认识到,只有依靠强大的“府院联动”机制才能破局。在区委、区政府的统筹领导下,由法院法官、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员、调解中心专家组成的专项工作组迅速组建。

我们的工作分三步走,环环相扣:

第一步是“全面诊断,摸清家底”。我们约谈了开发企业负责人,全面梳理了企业的资产和债务情况。同时,我们的专家小组进驻项目,对三期已完成工程的造价进行了权威、公正的争议评审,开发企业对造价结果认可并签字确认,该评审结果为纠纷化解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第二步是“梳理债务,达成和解”。这是复工前最难啃的骨头。项目现场还滞留着原施工单位的20个施工班组,他们因被拖欠1089万余元工程款而拒绝退场。不清退他们,新的施工单位就无法进场。我们工作组发挥“磨破嘴皮、踏破铁鞋”的精神,在4天之内,连续作战,逐一约谈这20个施工班组的负责人。我们既讲法理,明确告知其行为的法律风险,也讲情理,理解他们的艰难处境,更给出路,承诺在后续资产处置中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有施工班组最终被我们说服,签署了和解协议并无条件退场,为复工扫清了最现实的障碍。

第三步是“引入新援,盘活资金”。场地清理后,最大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我们利用调解中心的平台优势和公信力,多方寻找、比对,最终确定了一家有实力、有担当的新总包单位。经过艰苦谈判,我们说服对方接受了“先行垫资进场施工”的方案,即工程款待项目竣工验收交付、资金回笼后再优先支付。这相当于为新总包单位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解决了项目启动最关键的“第一桶金”问题。

与此同时,在潍坊两级法院的鼎力支持和协调下,项目上所有的司法查封最终依法解除。这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这个停工2年多、看似无解的“死棋”被一步步盘活。项目终于在2024年9月14日成功复工,并在2025年6月19日顺利完成分房,254户群众期盼多年的安居梦终于得以实现。

梁相斌:城中村改造项目往往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调解中心在此类项目中,有没有一些新的模式来打破僵局、平衡各方利益?

杨继东:城中村改造项目,确实是对我们智慧和耐心的极大考验,其核心症结往往在于信任缺失和资金缺口。在晨晟世纪城这个奎文区重点“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我们就扮演了“创新方案设计者”和“信任桥梁”的角色。

这个项目的北区自2021年起就陷入停工烂尾状态,原因是村经济合作社长期拖欠开发企业的工程款。村民回迁无望,群体性投诉、上访不断,成为影响区域稳定的一块“心病”。

我们调解中心介入后,没有急于“和稀泥”,而是首先运用“五解”工作法,沉下去进行全面研判。我们查阅了所有的规划设计、施工合同、资金支付凭证,并与村合作社、开发企业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多轮沟通,精准地掌握了各方的核心诉求与面临的现实困难。我们发现,问题的死结在于:开发企业担心,如果自己垫资复工,后期村合作社的款项还是无法支付,就将陷入更大的风险;而村经济合作社一时确实拿不出足额的现金来支付欠款。

面对这个僵局,我们秉持“有解”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了“资产代押”这一调解模式。具体来说,就是由村经济合作社拿出其名下的一部分房产作为抵押物给开发商作为保障,由我们老窑匠调解中心利用平台的专业优势和公信力,组织独立的评估团队对这些抵押房产进行公平、权威的市场价值评估,并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对整个抵押和后续可能的处置过程进行监督执行。

这个方案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相当于给开发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即使未来村经济合作社的支付出现问题,开发企业也可以通过处置这些抵押房产来收回投资,极大地消除了他们最大的顾虑,从而愿意先行垫资复工。

方案提出后,关键在于执行。我们的评估团队立刻进场,实地勘验每一处抵押房产,综合考虑其地理位置、楼层、朝向、配套设施、当前市场行情等所有价格因素,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最终给出了一个让村经济合作社和开发企业双方都签字认可的公平评估价。有了这个“硬核”的资产保障,开发企业终于放下了包袱,组织施工队伍和材料重新进场。我们调解中心又紧接着联系奎文区法院、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协调质监、监理、消防等相关单位,共同制订科学严谨的复工方案和交付标准,确保房屋最终能保质保量地交付到村民手中。最终,这个烂尾多年的项目在2024年11月达到了交房条件。

梁相斌: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地方国有平台公司的债务纠纷处置变得尤为敏感和复杂,既要依法保障债权人权益,又要防止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调解中心在此领域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性经验做法?

杨继东:您说得非常对。这类纠纷的处理,不能简单“一诉了之”或“一执了之”,那无异于“杀鸡取卵”。我们探索出的核心经验,可以概括为“诉讼材料暂存搁置+阶梯式债务清偿”这套“组合拳”,其精髓在于“放水养鱼”,实现共赢。

我们处理过一起典型案例:一家外地的优质建筑公司,起诉我们本地一家承担着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国有平台公司,拖欠工程款数百万元。如果直接走诉讼、强制执行程序,国有平台公司的基本账户和核心资产可能面临冻结,不仅影响其正常运营和融资能力,也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冲击。而对于原告方来说,异地诉讼本身就需要投入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成本高昂。

我们调解中心受理后,在“府院联动”机制下,迅速与法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组建了联合调解小组。指导法官从法律层面框定原则,明确权利义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从行业发展与政策角度提供专业建议;我们调解中心则负责对债务方,也就是这家国有平台公司,进行深入的“履行能力诊断”。

这个“诊断”非常关键,它不是简单的财务审计,而是综合评估其债务关系是否清晰,是否存在行业性或阶段性的经营困难,未来是否有可预期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如财政拨款、项目收益、资产变现等)。“诊断”后发现,这家国有平台公司并非恶意拖欠,而是确实遇到了暂时的流动性危机,但其“造血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是存在的。

于是,我们根据“诊断”结果,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阶梯式债务清偿”方案,避免双方进入对抗性的诉讼程序。这个方案的核心是“以时间换空间”,实行分期付款,若国有平台公司不按期履行,则可以迅速导入司法确认程序,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这个方案既充分考虑了债务方的实际偿付能力,避免将其逼入绝境,也保障了债权方能够逐步、安全地收回款项,使其看到了希望。

方案达成后,我们调解中心的工作并未结束。我们还肩负起后续督促履行的“管家”责任,按方案约定的时间节点,主动提醒、督促国有平台公司付款,并向债权方反馈履行进度,确保调解协议不是一纸空文。这样,建筑公司成功追回了欠款,缓解了自身的资金压力,国有平台公司则避免了商誉受损和运营风险,能够轻装上阵、继续发展,我们由此维护了区域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这套做法为处理同类涉国资、涉国有平台公司纠纷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范本。

2025年9月1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霍敏(左二)实地调研“老窑匠”调解中心(胡建波  摄)

18天“阳光评审”:终结2亿元“专业扯皮”

梁相斌:专业化是行业性调解组织区别于传统人民调解的立身之本。有没有具体实例,可以展示老窑匠调解中心的专业优势?

杨继东: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能用“专业的语言”解决“专业的问题”,我们的“争议评审”机制就是这样,用“专业的语言”终结“专业的扯皮”,把复杂的工程技术问题,通过权威、透明的程序,转化为双方都能接受的共识。东方天韵韵和园项目纠纷的化解就是一个例证,充分展示了这一机制的巨大优势。

该项目是潍坊国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重点项目,施工方为项目垫资高达2亿余元。在项目结算时,双方对金额出现巨大分歧,无法按期支付工程款。此时,该项目正处在村民安置、工程款结算、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支付的关键节点,一旦被查封,将引发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而双方对于工程结算金额存在较大的争议,形势十分严峻。

法院受理后,鉴于情况的特殊性和紧迫性,在获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将案件委托给我们调解中心进行争议评审。我们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组建了一个顶配的专家团队,成员包括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的会员、一级造价工程师等业内权威人员。

我们的争议评审有一套标准化的“四步法”流程:

第一步:“基础数据梳理”——让事实说话。专家团队埋首于重达数百千克的海量资料中,包括施工合同、全套施工图纸、设计变更单、工程签证单、会议纪要等,进行地毯式的审查和梳理,确保所有基础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是评审的基石。

第二步:“争议事项剥离”——让焦点凸显。我们组织专家团队、开发企业留守团队、施工企业负责人共同到项目现场进行实地踏勘,对每一个存在争议的施工节点、工序、工程量,进行实地测量、核实、拍照、记录。所有勘验数据均由各方现场签字确认,避免了后续对事实的扯皮。

第三步:“专业技术论证”——让专业裁决。这是最核心的环节。我们先后组织了4次正式、开放的答疑会议,将双方存在的2582个争议点逐一列出,制成清单,在会上面对面地进行沟通。我们的专家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对每一个争议点援引合同条款、计价规范、行业惯例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

第四步:“‘阳光’评审运作”——让公信力落地。整个评审过程对所有当事人完全公开透明。在形成造价鉴定初稿后,我们针对双方后续提出的377项异议,再次组织专题答疑会,逐一进行解答,并对报告进行修正和完善。

最终,我们仅用了18天,就出具了一份厚达数百页、数据详实、论证严密的工程造价鉴定报告。这份报告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一个数字,更在于其产生的过程极大地消解了双方的对抗情绪,其结论因具有极高的专业性而获得了双方的高度认可并由双方签字确认。这份报告成为解决后续所有问题的基石。相比之下,传统的司法鉴定程序可能耗时数月甚至数年,且结论常常受到一方或双方的质疑。我们的优势就在于,能用极高的专业效率和程序公信力,把最复杂的工程争议掰扯清楚,快速定分止争,为社会稳定和项目盘活赢得宝贵时间。

梁相斌:这种“阳光评审”机制,高效地解决了企业的专业扯皮问题。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它对优化当地的营商环境、稳定市场主体信心,产生了哪些您观察到的积极影响?

杨继东:其影响是立体且深远的。最直接的,是为陷入僵局的各方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出口,极大地稳定了情绪。施工方垫付的巨额资金看到了快速回笼的曙光,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支付源头得以疏通,开发企业也避免了项目被查封的极端风险。该机制是在具体项目中稳住了人心、稳住了大局。

上升到营商环境层面,它传递了两个核心信号:一是复杂专业纠纷有高效、公正的可预期渠道。18天对比传统程序可能长达数月至1年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给予市场主体,特别是外来投资者在这里长期发展的稳定预期。二是修复并规范了市场秩序。“阳光评审”以专业和透明,将解决争议的过程变为重建互信的过程,避免了“一案结而合作断”的恶性循环,促使企业更倾向于依规经营、诚信履约。这实质上是在为当地的商业生态注入“专业公信力”和“稳定预期”这两项宝贵的“软资产”。

梁相斌:目前老窑匠调解中心取得了哪些具体、可量化的成效?

杨继东:具体成效是检验工作价值的唯一标准,也是我们赢得党委和政府信任及社会各界认可的根本。自成立以来,我们调解中心成功化解各类住建领域矛盾纠纷1284件,提前介入、前端化解25561件,杜绝衍生案件4211件,涉案总标的额超过32.11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经我们调解成功的案件,自动履行率达到100%。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案件需要回过头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从根源上减少了司法成本的二次消耗和“调而不解”的衍生矛盾。我们所调处的所有纠纷,取得了“无投诉、无上访、无矛盾激化”良好效果。

从经济效益角度看,我们的专业调解,累计为各类当事人节约解纷成本约6469万余元;通过促成项目复工、盘活烂尾楼、避免企业破产等方式,为相关企业减少和避免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56亿元。

从社会治理成效看,我们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个直观的数据是,2024年,潍坊法院住建领域纠纷同比下降18%,2025年1—9月又下降3.5%。这背后,是老窑匠调解中心发挥了“滤网”和“解压阀”的重要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对我们老窑匠调解中心作出重要批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霍敏、潍坊市市委书记刘运、潍坊市副市长周俊、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成涛都对我们调解中心的经验、做法和成绩给予了高度认可,山东省高院、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表彰我们为“2024年度优秀调解组织”。我们的典型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多元解纷案例库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简报》《全国住建领域“总对总”诉调对接工作简报》对我们调解成功的典型案例及经验做法予以详细刊载,并在山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上作经验介绍。2026年1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度山东法院“鲁法品牌”十大典型事例,“潍坊中院助推‘老窑匠’调解中心建设提升定分止争效能”名列其中。这些共同构成了“潍坊老窑匠”模式生命力、战斗力和公信力的最有力证明。

梁相斌: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后,“潍坊老窑匠”模式未来是打算在潍坊深耕,还是已经有了向全省乃至全国推广的规划?要成功复制,您认为最关键的要诀是什么?

杨继东: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潍坊深耕。住建领域纠纷地域性强、政策关联度高,需要深扎一方水土,持续完善适配本地实际情况的机制。只有在本地将模式打磨得更加成熟、扎实,解决更多元、更复杂的问题,模式才真正经得起检验。关于推广,我们认为关键在于“神”而非“形”的复制。最核心的要诀不是照搬我们的机构设置或流程,而是能否真正建立起“党委领导下的实质性府院联动”这一核心引擎,以及培育出一支兼具公益心、专业能力和群众工作本领的核心队伍。有了这两点,“潍坊老窑匠”模式才能在不同的土壤中真正生根发芽,发挥效力。

梁相斌:通过这次访谈,我们清晰地看到,老窑匠调解中心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调解机构,更是一个深度融合了法治、德治、智治与共治理念的基层治理创新平台。它成功地将“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一句口号,变成了生动而富有成效的实践。期待“公信力高、群众信赖”这块金字招牌在齐鲁大地上越擦越亮,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借鉴的“潍坊经验”与“老窑匠智慧”。

杨继东:谢谢梁总编!我们调解中心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继续深化和完善“老窑匠”模式,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持续贡献“老窑匠”力量!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6年2月上(总第219期) 总编辑访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