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经济循环的质量与效率，更检验着其治理体系与法治建设的成色。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完善经济领域的立法与执法，从根本上理顺价格形成机制，使其真实反映商品价值、劳动贡献与生态成本，并最终将发展成果转化为普遍的居民福祉，实现从“价有所值”到“民有所富”，乃至“民富国强”的跃升，是一个关乎长远发展的战略与法治命题。
理顺物价，首先要提高出口商品定价权，扭转“资源低价、环境廉价、劳动微薄”的格局。长期以来，“中国制造”往往与“物美价廉”画上等号。这固然体现了我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成本控制优势，但“一旦被中国掌握就成了白菜价”的说法，也从侧面反映出一种不合理的定价现象。这种“白菜价”并非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自然下降，而往往是由于过度竞争、品牌溢价缺失，乃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压低劳动者工资为代价换取市场份额的结果。这不仅压缩了企业创新和提升品质的空间，也使得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实现“优质优价”，在国内也无法为劳动者带来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收入提升。针对稀土、钢铁、机电设备等能源消耗大、出口份额高的商品，应统筹运用市场与规划手段，通过立法确立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与内部化机制，稳步提高出口售价，使其更充分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成本和劳动价值，将更多贸易收益留在国内。
其次，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与服务贸易，通过提升单位出口的就业和收入含量来夯实居民购买力。在巩固机电产品优势的基础上，我们应大力提高服务出口的比重，包括技术、软件、文化、咨询等高附加值领域。服务出口不仅能直接增加国民收入，其创造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远低于传统制造业，更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应加快制定与完善《数字经济促进法》、《商业秘密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构建有利于数字服务、知识产权跨境流动的法治环境，鼓励企业通过服务出口“走出去”，有效扩大服务业就业规模、提高劳动者报酬，为理顺国内物价提供坚实的收入基础。
再次，要完善生育、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潜力。当前，国内物价低位运行，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居民的潜在消费需求未能有效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破解这一困局，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必须将巨大的贸易顺差与产业利润，通过制度性安排，有效转化为劳动者工资的增长、社会保障的完善与福利水平的提升，真正做到让居民“有钱花、敢花钱”。可借鉴法治成熟经济体的经验，推动社会保障的立法刚性化。例如，德国通过《社会法典》构建了法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完备体系，成为居民消费信心的“压舱石”；北欧国家则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的立法模式，大幅降低了居民在教育、医疗方面的直接支出压力。我们应加快建立育儿补贴的法定制度，优化基础教育供给，通过《医疗保障法》、《长期护理保险法》等立法，稳步提高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与可持续性，通过减轻家庭刚性支出压力，使更多收入转化为现实消费。
同时，要善用税收和补贴政策，在高耗能产品提价与中小企业承受能力之间寻求平衡。对稀土、钢铁等高耗能产品有序提价，有利于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但也需关注其对下游中小企业和终端价格的影响。应健全差别化税费和阶梯式补贴机制：对能效高、排放低的企业加大税收优惠和用能保障，对受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困难群体给予精准补贴，避免成本压力简单向下游传导。通过“有升有降、精准滴灌”的政策组合，既推动高耗能行业加快绿色转型，又守住居民生活和中小企业可承受的物价底线，实现结构调整与民生保障的协调统一。
事实上，价格由价值决定，并受供求关系影响而上下波动，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一个合理的价格，应当是“价有所值”，能够覆盖从研发、生产到销售全过程的合理成本与利润，从而激励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已有坚实的底气迈出这一步：如今，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总额已稳居世界第一，这不仅代表着市场份额的绝对领先，更标志着产品品质与技术含量的整体跃升。这为我们摆脱旧有的“低价依赖”提供了强大基础。随着产品竞争力的增强，我们完全有底气追求“优质优价”，获取与产品价值相匹配的市场回报，从而反哺国内的研发创新与员工福利。例如，“枭龙”飞机在初期定价仅为国际同类产品的五分之二，而在印巴空战中展现出卓越性能后，其价格迅速攀升，这正是市场对其价值重新发现和认可的过程。这启示我们，物价的合理上涨是经济升级的必然趋势，我们不应再满足于“赔本赚吆喝”，而应凭借实力，获取应有的回报。
更深远地看，理顺出口结构、提升外贸效益同样至关重要。在巩固机电产品优势的基础上，我们应大力提高服务出口的比重，包括技术、软件、文化、咨询等高附加值领域。服务出口不仅能直接增加国民收入，其创造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远低于传统制造业，更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最终，我们追求的，是在出口额过万亿美元的巨大体量上，实现外贸收益的大幅度增长，并将这份增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国民财富，为提升居民收入提供源泉。欧美国家在“藏富于民”和维护价格公平方面，有诸多法治经验可资镜鉴。例如，欧盟通过严格的《竞争法》遏制市场垄断，保护中小企业与消费者免受不公平高价侵害；美国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确立最低工资并随通胀调整，通过“劳动所得税收抵免”等法案，将财政补贴直接注入低收入劳动者家庭，实质性地提升了其购买力与市场议价能力。这些法治化的渠道，确保了经济增长的收益能够更广泛地分享，维护了价格体系的社会公平基础。
当前，国内物价低位运行，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居民的潜在消费需求未能有效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破解这一困局，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必须将巨大的贸易顺差与产业利润，通过制度性安排，有效转化为劳动者工资的增长、社会保障的完善与福利水平的提升，真正做到让居民“有钱花、敢花钱”，从而为物价的良性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基础。长期以来，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且收入增幅在某些时期低于GDP增速，这限制了消费能力的释放。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其动力不足，自然会影响企业的产品定价和利润空间，进而形成“低物价—低收入—低消费”的循环困局。
要破解这一困局，国际经验提供了重要镜鉴。反观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罗斯福新政给出了另一种思路。当时美国同样面临严重通缩，物价暴跌、企业倒闭、失业飙升。罗斯福没有单纯依赖美联储印钱，而是直接出手于需求端，通过大规模公共工程雇佣失业者、制定最低工资法、鼓励工会集体谈判、直接救济贫困家庭等一系列措施，迅速将购买力注入普通民众手中。这些政策不仅启动了消费，稳定了需求，更在实质上扭转了通缩预期。历史学家后来评价，新政真正成功的精髓，不在于货币政策的微调，而在于将“购买力”这一经济循环的血液，直接输送到社会肌体的毛细血管中。
近期的历史再次验证了这一逻辑。2020—2021年，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连续三轮向居民直接发钱（每人1200美元、600美元、1400美元），叠加扩大失业救济等措施，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降反升。结果是消费强劲反弹，甚至在供应链尚未完全恢复时便推高了物价，一度引发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尽管事后看这带来了副作用，但确实在最短时间内把经济从通缩悬崖边拉了回来。欧洲的经验则介于两者之间，德国的短时工作制、北欧国家的自动稳定器，都证明了维持居民购买力对于经济复苏的关键作用。反观那些财政保守、仅靠货币政策的国家，恢复进程则明显缓慢。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真理：通缩的根本破解之道，在于让普通人有钱花、有闲花、有信心花。货币政策和供给侧改革固然必要，但如果需求端没有直接、及时的支撑，物价很难真正实现“合理回升”。
然而，审视当前我们的政策实践，虽然有声音不断强调提振内需、理顺物价，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政策工具箱的使用似乎仍存在“药不对症”的嫌疑。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低价竞争、遏制“内卷”，试图将价格人为托起，而直接向居民进行大规模转移支付的措施，依然处于边缘地位。
这背后的原因并非不懂经济学原理，而是受制于现实的财政约束与政策目标的权衡。国外刺激需求，核心往往是改善民生、稳就业，让经济循环更健康。而中国当前推动物价回升，除了提振内需，还背负着另一层现实考量：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财政收支压力巨大。在这一背景下，温和的通胀被视为稀释债务负担、缓解财政紧张的一种手段。
近期基础民生领域的税率和计价调整，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2026年2月1日，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齐刷刷发布公告，将宽带、流量等业务的增值税税率从6%上调至9%。官方解释是将其从“增值电信服务”划归为“基础电信服务”，但实质结果是税负增加了3个百分点，这极有可能传导至消费者端，导致话费、网费变相上涨。水、电、气等公共事业领域的价格调整也时有耳闻。这些基础行业价格的变动，具有极强的传导效应，等于在全社会层面增加了刚性开支，变相推动了“物价整体回升”，同时也为财政增收开辟了渠道。
然而，这种依靠行政力量或公共事业涨价来推动的“物价回升”，风险巨大。它并非源于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真实需求扩张，反而可能加重民众负担，进一步挤压消费空间。如果老百姓手里没钱，或者钱更多地被刚性支出占据，就无法完成生产、流通、消费的完整循环。这种靠“推”上去的价格，可能只是统计数字上的暂时回升，一旦遇到经济波动，需求不足的顽疾仍会暴露无遗，价格甚至可能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因此，理顺物价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并通过法治化手段将其固化。必须加快完善《工资条例》、《集体协商法》等劳动收入立法，保障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健全《社会保障法》体系，消除民众后顾之忧；同时，以《对外贸易法》、《知识产权法》等护航产业升级，确保通过“优质优价”和服务出口赢得更高的全球价值链收益，并立法明确这些收益向国民共享转化的渠道与比例。 只有建立在法治保障下的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基础之上的物价回升，才是健康、可持续且通向“民富国强”的。
理顺物价，最终是为了理顺人心，理顺发展的逻辑。我们不应再执着于以生态环境和劳动者待遇为代价的“白菜价”，但追求“价有所值”的前提，必须是“民有所富”，而其根本保障在于“法有所定”。唯有通过系统性的经济领域立法完善，构建起激励创新、保障分配、稳定预期的法治环境，才能真正构建起强大的国内市场，让内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稳定锚，最终实现民富与国强的统一。
（作者：牛献忠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