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命题，将法治政府建设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位置。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营商环境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土壤，其优化程度直接反映法治建设的实践成效。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号角，到《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擘画蓝图，法治政府建设持续纵深推进。当前，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改革已进入攻坚期，理顺事权财权关系、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成为关键突破口，唯有以法治思维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方能筑牢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根基。
一、 法治政府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工程
法治政府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其核心在于通过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法治政府建设在多个维度取得显著进展。
第一，执法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 针对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执法问题，国家持续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效纠治“四乱”等突出问题。例如，2025年全国范围的专项行动推动涉企行政检查总量显著下降，同时检查发现问题比例平均提高，实现了“减量提质”，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经营的不当干扰。
第二，政务服务效能系统性跃升。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推动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事项实现集成办理。地方创新实践层出不穷：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使其政务环境等核心指标在全国评价中名列前茅；深圳的“秒批”模式通过数据共享实现自动审批；上海的“一业一证”改革将一个行业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大幅压减办理时间。这些实践的本质是将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第三，行政争议化解主渠道作用凸显。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深化，使其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要途径。2025年，全国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超百万件，其中绝大多数得到实质性化解，这标志着依法行政水平的提升和公民、企业权利救济渠道的更加畅通。
二、 事权财权改革与执法规范化是当前攻坚重点
当前，法治政府建设已进入“深水区”，理顺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与彻底规范涉企执法行为，成为必须攻克的两大核心战场。
首先，央地财政关系法治化持续深化。 为破解基层政府“小马拉大车”（事权多、财权少）的困境，国家持续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这项改革致力于在教育、医疗、社保等重点领域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例如在义务教育领域形成“中央定标、地方为主”的支出分担机制，既保障全国统一标准，又赋予地方实施弹性，从根源上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财政保障。
其次，规范涉企执法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焦点。 为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执法对企业造成负担，最新的法治实践正从制度和技术两端着力。在制度上，河南、辽宁等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要求制定并公布年度涉企检查计划及频次上限，大力推行“综合查一次”。在国家层面，常态化纠治执法突出问题、健全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已被列为重点工作。在技术上，各地积极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智慧监管手段，提升监管的精准化与智能化水平，目标是实现对企业“无事不扰”而又“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管。
三、 营商环境优化是检验法治成效的实践考场
法治建设的成效，最终要由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来检验。当前，中国营商环境的优化已从追求国际排名，转向构建涵盖“市场化、法治化、数字化、生态化”的多维评价体系，并呈现出鲜明的梯队化发展格局。
第一，城市营商环境呈现特色化梯队格局。根据《2025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百强榜》，我国城市基于各自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形成了定位清晰、优势互补的梯队化发展格局。上海、北京、深圳等超大型城市作为引领型城市，在市场化、国际化维度上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持续为全国设定高标准的标杆。以成都、西安、郑州为代表的崛起型城市，则凭借其雄厚的人才储备、广阔的腹地市场以及枢纽地位，快速崛起为所在区域的营商环境高地，带动周边协同发展。与此同时，长春、沈阳等转型示范城市的入选尤为引人注目，它们通过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政务系统改革的双轮驱动，有效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生动展现了老工业基地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振兴的可行路径与显著成效。这种多元化的梯队格局，共同构成了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坚实基础。
第二，市场准入与监管制度创新持续深化。 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落实“非禁即入”，破除隐性壁垒。在事中事后监管环节，“双随机、一公开”已完成全覆盖，并正向以信用为基础、以技术为支撑的智慧监管升级，推动监管模式从“严进宽管”向“宽进严管”深刻转变。
第三，司法保障体系筑牢公平正义底线。 司法系统正推出更精细的护企安商举措。例如，辽宁政法机关2026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建立涉企纠纷“绿色通道”，对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实行“一票否决”，并推广“活封活扣”等柔性执行措施，旨在最大限度降低司法活动对涉案企业正常经营的负面影响，彰显法治对产权最坚定的保护。
四、 法治资源供给是驱动市场经济的制度引擎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其高效运行有赖于系统、精细的法治资源供给。当前，我国正从立法、法律服务、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夯实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
其一，立法质效与公共法律服务能力双提升。 立法工作更注重“小快灵”、“小切口”，以灵活应对新兴领域挑战。同时，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速建设，整合律师、公证、调解、仲裁等资源，2025年办理各类法律服务业务超4000万件，为企业经营构筑了坚实的法律“防护网”。
其二，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法治保障日益健全。法治为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划定了清晰轨道、提供了坚实保护。在数据要素领域，《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施行，共同构建了数据治理的基本法律框架，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石。在维护竞争环境方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深入落实与常态化，致力于从政策源头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有力地服务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此外，对于资本要素，以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为代表的一系列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显著提升了市场运行的法治化与透明度水平。这些覆盖关键领域的法治建设，系统性地破除了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了根本保障。
其三，政务诚信与政策稳定性建设是关键一环。 未来需持续健全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确保政策出台前广泛听取意见，出台后精准匹配、直达快享。同时，必须强化政务诚信建设，通过制度与立法着力治理“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塑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法治政府建设与营商环境优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治理与发展的双重奏鸣。行政审批的“一窗受理”、园区驻点的“知识产权警官”、惠企政策的“免申即享”、涉企执法的“扫码入企”——这些具体而微的场景，标志着法治的力量正以更智慧、更温润的方式融入经济脉络。当清晰、稳定、公正的法治环境得以确立，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必将充分涌流，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能。这不仅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价值归宿，更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深刻论断的生动实践。
（作者：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牛献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