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4日，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治理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主办，由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治理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海宁基地）承办的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与法治发展理论研讨会于海宁浙大圆正国际酒店顺利召开，一百余名法学专家学者及实务工作者参与了本次会议。
本期推送徐显明老师在会议上的主旨演讲。
葛洪义教授：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主题演讲阶段，本阶段有四位演讲嘉宾。第一位演讲人，大家都很熟悉他，有很多人就是他的学生，不管是在中国政法大学还是在山东大学；他也是咱们学界，无论是法理学、宪法学还是人权法等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另外，他曾经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中央综治办的专职副主任，综治办的工作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联系非常紧密。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他出席我们的会议，他就是徐显明教授。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大家欢迎！
徐显明
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我在上大学之前曾做过中国最小的村官，就是农村的生产队长，在农村有二十余年的生活经历，所以自认为对农村是比较了解的。
但昨天，我到海宁的博儒桥村、桃园村、西山社区这三个地方参观，完全颠覆了我之前对农村的认识。这三个地方已经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标杆。今天早上我还在想，如果中国所有的农村都能像我所参观的这三个农村一样，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该实现了。
洪义教授刚刚提了我在中央曾担任过的一个职务，这个职务很特殊，我既是第一任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同时也是末任的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在我之后，这个职务就撤销了。
在担任这项职务期间，我进行了很多关于中国治理的思考，在接到本次会议的邀请后，就简单回顾了一下：中国治理到底有哪些经验，我们把它称为“中国之治”。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创造了两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迅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三百年的路，中华民族整体摆脱了贫困，这真是人类的奇迹。另一个就是中国保持了长期的安全和稳定，这就被称作“中国之治”。
安全问题在国与国之间是可以进行比较的，第一个可以进行比较的指标是恐怖主义在一个国家发生的情况。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因为我在中央政法委工作期间除了担任专职副主任外还是负责国家安全的副秘书长，不仅分管过政治安全，还分管过反恐、反分裂、反颜色革命等工作。
反恐从2017年开始，按天计算，一日未发生，两日未发生，三日未发生，至今已连续八年未发生。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反恐最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一个世界奇迹。同时期，大家都知道，恐怖主义自美国2001年的“9.11”起已经蔓延到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西班牙的马德里，巴黎甚至连续发生暴恐。长时间不发生暴恐事件，这是判断一国是否安全的第一个比较指标。
第二个指标是刑事案件的发案率，一般以万人来计算。中国在这个指标的排名又是全世界最低的，仅有万分之三，美国是中国的十倍左右。第三个指标是命案的发生率，一般以十万人来计算。现在全球命案发生率最低的国家，屈指可数的是冰岛、瑞士、新西兰、日本，发案率在十万分之零点一至十万分之零点三不等。中国与他们相差无几，约是十万分之零点四左右，属于世界上命案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美国是世界上命案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年死于枪下的人数达三万之众。通过这三个指标，可以看出，中国之治是确实存在的，我们确实创造了世界奇迹。
那么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有哪些经验？我们可以先从法治这一方面进行分析。
人类的法治文明，如果以埃及为起点，现在已经超过七千年了。埃及法老的命令被认为是人类现在能发现的最早的法律。但保存最为完整最为成熟的法典还是汉谟拉比法典。这一时期的法治被称之为“报复型法治”。
在汉谟拉比法典中有一个案例：一个建筑师给别人盖房子，房主入住后不久房子倒塌了，房主的儿子被砸死。法典记录下了法官对这个案件的审理结果，法官判决建筑师死刑以补偿房主的儿子。汉谟拉比国王看到法官的审理结果后很不满意而决定亲自审理，而他审理的结果是判决建筑师的儿子死刑来补偿房主儿子。这就是最典型的报复型法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
报复型法治是野蛮的，具有同态复仇性。比报复型法治进了一步的法治类型是“压制型法治”。中国的唐律就是这一类型法治的典型代表。国家定于一尊，所有的行为都统一到专制的法律中。资本主义时期，他们的法治被称为“控制型法治”，宣称人是自由的，但一切自由又都要接受控制。上个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曾经担任过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法学家庞德，曾经给法治下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定义，“通过法律而实现的对社会的控制”就是法治。
人类进入全球化之后，现在的法治文明进入到了第四个时代，被称为“回应型法治”。有所呼必有所应。回应型法治是以所有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社会与人人一起参与到社会的治理中，主体观发生了变化。
人人皆为社会治理主体，因而“共建”“共治”“共享”也就成为了回应型法治的主要治理模式，而共治的手段从之前的行政手段为主转到现在的法治手段为主，实现了公共权力、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三者的和谐融合。回应型法治主要有以上这三个特点。
我昨天参观博儒桥村、桃园村、西山社区时，对回应型法治在中国实践的感受更深刻了。如桃园村，进村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有呼必应”“把最好的留给老百姓”。这就让人想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名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回应型法治。另外，从西山社区的经验来看，让包括外来人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共建共治共享，这些在海宁都表现得极为突出。所以，我认为海宁已经成为回应型法治的中国典范。
从国家层面看，如果说中国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我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中学会了用法治来进行社会治理。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提出过“法治浙江”“平安浙江”目标，他任总书记后，把浙江做法升级为“法治中国”“平安中国”。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平安建设，两个建设相辅相成，这应是中国之治的第一条经验。
第二条经验是中国的制度优势。2016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在换届时曾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中国向中国共产党取经，来学习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治国理政的。代表团中政治局委员就有三人，规格极高。我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接待这一代表团，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回答兄弟党提出的问题。我当时写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经过了中央领导圈阅，所以当时我是按照那个稿子念的，将稿子读完了，认为已经完成了接待任务。
但在中午的时候又接到新指令，要在下午继续和他们进行座谈。这样一来，下午我就不能读稿子了。在中午的时候，我对座谈的主题做了一些思考。在回答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经验”这一问题时，我说我把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历史简单给你们介绍一下吧。在中国共产党与政权关系史中，你如果了解我们党是怎么做的，那么你就能知道我们党的根本经验在哪了。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靠动员人民群众起家的。在1927年之前依靠的是笔杆子来发动更多的人来赞同我们党、追随我们党。做宣传思想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
但在1927年之后，我们党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笔杆子是取得不了政权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开始创立自己的军队。如此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开始掌握了枪杆子。我们最终依靠枪杆子取得了政权。所以，在今天，中国的军队跟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不一样，我们是先建党后建军然后建政的，这支军队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大家可以看我们在政治上的一些表述，过去只有一个“绝对”——“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条经验是我们处理党、人民、国家、军队四者关系的法宝。
第三个变化是取得政权之后。任何政党执政之后一定要做两件事，第一件是把自己的主张上升为法律；第二件是组建新的政府，一定要把人事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党管干部。这个党管干部不只是指管党内干部，而是指管执掌政权的所有干部，包括党外干部。
新政权当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破坏，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新的政权要巩固下来，政法的作用极为重要。所以中国共产党发生的第四个变化是党管政法、党管司法。各级党委政法委是党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实现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组织形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又发生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党开始管经济，这个经济主要包括经济政策、财政、金融、审计等。
所以，这五个“管”的内容，我称之为：党管意识形态是管“笔杆子”、党管军队是管“枪杆子”、党管干部是管“官帽子”、党管政法是管“刀把子”、党管经济是管“钱袋子”。我那天将这五个内容概括为“五子登科”。只要将这五样东西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我们的政权一定是稳固的。中国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就是靠这五根柱子支撑的。我的这个回答被写成了报告，在报告中“五子登科”一词也被使用了。
我相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经验，这也是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我们现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是在发展这一制度优势。这就是中国之治的第二条经验。
第三条经验是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社会治理体制。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社会管理体制概括为四句话，“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增加了“法治保障”。党的十九大之后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又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所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这七要素28个字就是中国现在成熟的治理体制。这是我们党在七十多年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所以中国之治的第三条经验就是建成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制。
第四条经验，实现这个体制是需要机制的，机制属于方法论范畴的东西。现在这个机制被称为“四大治理”。这四个治理就是围绕这一体制展开的。
第一个治理是系统治理。系统治理的实质就是抓党委、抓政府，只有党委和政府才能够将各个不同的领域统筹起来。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之中，每个系统都在党委领导之下，这就是中国有超强的组织力和动员力的原因所在。所以党委和政府对应着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我们今天以党建来促共建共治，就是这个含义。系统治理之所以排在第一位，就是为了发挥党委和政府管全局的作用。
第二个治理是源头治理，要预防矛盾和纠纷在源头上发生。这就要准确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关系。党委和政府在进行决策时需要先进行科学的论证（听专家意见），其次要进行民主论证（听证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听取更多的民意），最后再进行合法性论证（公职律师的设置就是为了让政府的决策具有合法性）。当这些论证都完成时，才可进行决策，这样就可以在源头上预防矛盾的发生，就实现了源头治理。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里有一个“远端控制”的概念，这是个社会不安全因素的提前发现机制。还有一个“护城河机制”，即要把不稳定因素控制在北京以外，辽宁、内蒙古、河北、天津、山东、河南等都负有维护北京安全稳定的特殊使命。“天网工程”对预防犯罪和迅即侦破犯罪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国，盗窃、抢劫等方面犯罪的大幅度减少，得益于“天网工程”的预防功能。这都属于源头治理，这是实现体制的第二个机制。
第三个治理叫做综合治理，指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可以用政治的、经济的、市场的、财政的、道德的、宗教的、纪律的、法律的手段。多种手段并用而非使用单一手段，这就叫综合治理。
最后一个治理是来用来作保障的，即依法治理。当上面三个治理都失效时，就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法治要发挥兜底作用，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波堤。所以，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就是实现我们社会治理体制的四大机制。这是我们中国的独特做法，也是第四条经验。
第五条经验，我认为是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中国地方自治的成熟经验。地方经验构成了中国治理的底层基础，是中国之治之根。中国地方之治不只有枫桥经验，我们还有安徽的芜湖经验，山东的莱西经验等。
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经验，只不过对全国影响最大最具示范性的是枫桥经验。枫桥经验有新旧之分，新枫桥经验的实质是把自治、德治、法治、智治四者融合，尤让科技的现代性突出出来。所谓智治就是中央推行的信息化管理、网格化服务、科技化支撑的“三化”模式，它表明中国的县域治理已迈入现代化的门槛。
中国的地方之治，既秉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有创新性发展，是中国之治东方智慧的集大成者，故它是中国之治的第五条经验，是中国之治体系的底层逻辑。
综上，我认为，如果要谈中国治理的经验，这五条就是最基本的。这五条上到党的领导，下至基层群众自治，而中间则始终贯穿法治。它的实质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就是中国之治的基本原理。
以上就是我的思考，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