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8日，一个寻常的工作日，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里整理卷宗。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请问牛法官在吗？”一位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神情焦急。
“我就是，您请进。”我示意他坐下。
“法官，麻烦您帮我们尽快保全一下，我是从山东赶过来的，时间紧，还得赶火车回去……”他的语气里透着疲惫和恳切。
作为家事法官，我处理的案件大多涉及本地家庭纠纷，而这位原告代理人却来自山东，这让我不禁心生好奇。
“山东的？为什么来泽州起诉呢？”我问道。
他解释道：“我是原告张某的远亲，经张某所在村委推荐，担任她的诉讼代理人。张某是被告武某的亲生女儿，她的父母都是山东人，但她是在泽州出生的。3岁时，父母离婚，母亲带着她回了山东，他的父亲还在泽州生活。”
听到这里，我心中泛起一丝疑虑：被告武某的身份证显示他的住址也在山东，现在是否还在泽州？如果不在，这个案子恐怕又要陷入漫长的“寻人”困境。但职业素养让我迅速调整心态，认真倾听他的陈述。
“法官，这个案子有点急。”代理人的声音低沉下来，“原告的母亲……已经被确诊为癌症，医生说可能只剩半年时间了。张某现在在山东的重点高中读书，成绩很好，她母亲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孩子争取抚养费。”
我的心猛地一紧。
一位母亲，在生命倒计时里，仍在为孩子的未来奔波。
我立刻安排助理开启绿色通道，当天立案、当天保全。然而，保全金额仅有26279.81元，不到申请金额的15%。这个数字让我既无奈又心疼——这笔钱，只够孩子一年的开销，而母亲的心愿却远不止于此。
2025年3月13日，泽州县人民法院法官牛仙土（左四）在家事法庭向当事人释法说理（王清利 摄）
怀着复杂的心情，我拨通了被告武某的电话。
“嘟——嘟——”电话接通了。
“喂？”一个沙哑的男声传来。
“您好！我是泽州法院的法官，关于张某诉您的抚养费纠纷案……”
还没等我说完，电话那头突然爆发出一阵怒吼：“我的银行卡怎么被冻结了？你们法院凭什么冻结我的钱？”
我尽量保持冷静：“原告张某起诉要求您支付抚养费，法院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如果您有异议，可以申请复议。”
“什么张某？我姓武！”他的情绪更加激动起来。
“张某曾用名武某某，2008年出生，法定代理人是其母亲孙某某。”我解释道。
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
几秒后，他的声音低沉下来：“……法官，我明天去您办公室一趟吧。”
说完，电话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心中疑惑——为什么他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转变？
第二天，武某如约而至。
他身形瘦小，身高不足一米七，操着一口夹杂山东口音的晋城话，这让我确认了他的身份。
“法官，我不是耍赖的人。”他刚坐下就着急剖析自己，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膝盖，“那孩子要是我的，我砸锅卖铁也认！可离婚后我回山东找过三次，邻居都说孩子早没了。”
他的喉结剧烈地滚动了几下，声音突然哽住：“昨天我态度不好，是因为小儿子心脏病发作，准备取钱去医院时发现银行卡被冻结了……”
他的声音微微发颤：“现在突然有人说是我女儿，我也蒙了……昨天我情绪激动，是因为我再婚后又有了个孩子，这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昨天刚好发病，我们带他去医院……”
听到这里，我忽然理解了这位父亲的愤怒和无奈。
他也是一个快要被生活压垮的人。
为了消除他的疑虑，我拿出卷宗里的身份证照片递给他。他盯着照片看了许久，最终苦笑着摇头：“女大十八变，只看照片，我也认不出来……”
沉默片刻后，他低声说：“我想做个亲子鉴定。”
我立刻联系了原告代理人，经过沟通，双方同意进行鉴定。考虑到双方的特殊情况，我迅速安排了鉴定程序。
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张某确实是武某的亲生女儿。
我再次组织双方调解。
武某坐在调解室里，双手紧握：“法官，我现在所有的积蓄都被冻结了，能不能……给女儿一半，我自己留一半？”
他的眼神里充满挣扎——一边是多年未见的女儿，一边是重病在身的幼子。
我联系了张某的代理人，转达了武某的困境和调解方案。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武某支付张某抚养费10000元。
为了减轻双方的负担，我又协调执行局进行了执前划拨。最终，在立案的第28天，这个案子圆满结案。
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做家事法官？
我的回答是：因为每一个家事案件的背后，都是破碎的家庭、受伤的心灵。
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弥补过去的遗憾，但我们可以帮助当事人找到新的起点。
在这个案子里，原告的母亲在生命最后时刻，仍想为孩子争取一份保障；被告武某，面对突如其来的女儿和重病的幼子，同样陷入两难境地。
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人间冷暖的调节器。
作为法官，我们的职责不仅是裁判，更是倾听、理解，并在法律的框架内，为伤痕累累的双方找到一条可行的路。
这，就是我一直坚守的意义。（山西省泽州县人民法院 牛仙土）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6月上（总第203期） 履职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