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这是我们党作风建设的新时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这既昭示着“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更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生动宣告。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段讲话中，引用了一个著名的典故——徙木立信。它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商鞅将变法的新法令起草完成后，先没有发布，他担心全国百姓不相信，于是就在秦都咸阳城的南门闹市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张贴布告，写明如果有人能将三丈之木搬到北门，就奖励十金。大家都感到不可信，没有人敢搬动木头。商鞅又令人张贴布告：能将此木搬到北门的，奖励五十金。这时，有一个人就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得到奖励五十金。商鞅用这一举动公开表明他不会欺骗百姓。之后，商鞅才公布了变法的法令，这个典故也被称为“立木取信”、“南门立木”。
秦孝公六年（约公元前 356 年），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因担心百姓对新法令不信任，便用 “立木赏金” 的办法来树立威信（AI技术生成）
“徙木立信”的主人公就是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商鞅，这个典故的背景就是彪炳史册的“商鞅变法”。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原本姓姬，公孙氏，名鞅，战国时期卫国人，是卫国国君庶子的后代，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
商鞅毕生最重要的功绩就是辅佐秦孝公，成功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从西部弱国迅速转变为富裕强大的“战国七雄”之首，并最终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商鞅的变法求新，被称为“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分为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政治上，改革了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统率秦军攻取了河西（黄河西岸的广大地区）。其人也被秦孝公赐予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因商鞅变法触及保守派贵族的利益，因此曾因反对变法而被商鞅处以劓刑的公子虔，诬陷商鞅谋反，商鞅在逃亡中，战败死于彤地（今陕西省华州区西南）。其尸体被运至秦都咸阳车裂，全家被族灭。
商鞅自幼喜欢刑名法术之学，深受当时的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的影响。商鞅虽然出身于卫国公族，但却因是国君庶子的后代，在卫国很不得志。后来，他到魏国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职中庶子。公叔痤发现他是难得的人才，就在临终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担任魏国国相，并且告诉魏惠王，如果不任用商鞅为国相就杀了他，绝不能让他投奔他国。魏惠王没有任用商鞅为国相。公叔痤就对商鞅以实相告，让他赶快逃命。商鞅则淡定地说，魏王既不会采纳您的建议任用我为国相，也不会按照您的意见杀我。所以，他当时并没有离开魏国。
那时，魏国是最为强大的诸侯国，而仅有一河之隔的秦国，还只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弱国。因为秦国地处西边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被诸侯各国疏远，视若夷狄。此时崤山（今河南洛宁县北）以东的战国六个强国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尚有10多个小国。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间征伐四起。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公开向秦国大臣和秦国人，甚至各国有识之士，征集富国强兵之策，招纳贤能之士。
当时公叔痤已死，听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的商鞅，就携带李悝所撰的《法经》投奔秦国。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得昏昏欲睡。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指责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虽获得了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商鞅第四次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地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景监作为引见人，很不得其解，就问商鞅缘由。商鞅回答说，秦孝公意在争霸天下，所以对帝道、王道学说根本不感兴趣。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准备在秦国实行变法图强，召开朝会，公开讨论变法。贵族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首先提出反对意见。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次公开论战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这次论战后，秦孝公于当年命商鞅在秦国颁布《垦草令》，就此拉开了全面变法的序幕。《垦草令》刺激农耕生产、抑制商业流通、重塑社会价值体系，提高了全国全民对农业的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并且要求贵族也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实行全国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当时，秦国实行有四庶长制，即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是爵位，又是官职。大庶长赞襄国君，大体相当于早期丞相雏形；右庶长为公族大臣领政，左庶长为非王族大臣领政，驷车庶长则专门执掌王族事务。四种庶长之中，仅有左庶长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因此，商鞅当时在秦国已经拥有了最高职务。于是，他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二十等爵制、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等改革制度。
商鞅建议，采用迁都关中腹地咸阳（今陕西咸阳）以利于秦国向东扩张的战略。公元前350年，商鞅受命征发士卒，营造新都，并于公元前349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富平）迁至咸阳。同时，开始第二次变法。内容包括：开阡陌、废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征收赋税、统一度量衡；焚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执行分户令，成年（已婚）者必须与父母、兄弟分家等改革方略。徙木立信，就是发生在改革新政发布之前。
因为新法改变了秦国百姓的习俗，受到指责。太子违犯新法，商鞅本来要处罚太子，但考虑到太子身份尊贵，便只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于是，秦国百姓都开始服从新法，10年之后，他们都适应了新法，秦国上下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国泰民安的喜人局面。
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国富兵强。公元前352年，商鞅任秦国大良造（相当于后来的丞相），遂率兵长驱直入，包围魏国，并占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惠王急忙派军队固守要地，并修建崤山长城（东南起崤山，西北至黄河）来防御秦军。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固阳（今陕西延安东）。
公元前341年，秦国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当年九月，商鞅进攻魏河东，魏国派公子卬迎战。两军对峙时，商鞅诱公子卬赴会并将其俘获，大败魏军，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魏惠王长叹道：“寡人真后悔当年没有听公叔痤的话啊！”
公元前338年，商鞅被反对派陷害身亡。商鞅虽死，但变法成功，并且新法被坚持奉行。
“徙木立信”的故事在秦国广泛流传，为秦国政府赢得了巨大的公信力。商鞅让秦国百姓明白了，只要听从政府的号令，肯努力耕种作战，都会得到奖励和回报。可见，“徙木立信”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关键。“徙木立信”的精神在后世更是得以发扬光大。魏文侯冒雨赴约、曾子杀猪教子、千金市马骨、季布“一诺千金”等千古美谈都是它的赓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徙木立信”的典故，就是希望大家要继续纠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对性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以此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向更深层次迈进，开启新时代党风建设的新篇章！（历史专栏作家 王丹誉）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6月下（总第204期） 法治史话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