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叶公好龙，想必大家耳熟能详。故事虽为杜撰，但叶公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论语》、《庄子》、《左传》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本文讲一则他与孔子论“直”的故事，该故事因涉及情与法的冲突，历来为儒家思想中最具争议的命题之一，而由其引申出的“亲亲互隐”理论，作为中华法系的主要特点之一，影响了中国及周边东亚、东南亚各国历代立法，更深刻影响着现代法治建设中的伦理考量。
该故事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故事的主人翁，一为叶公，一为孔子。孔子自不必多说，下面主要说一下这位叶公。叶公非其名讳，而是尊称，其人姓沈，名诸梁，字子高，系楚国贵族，因封邑在叶（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自然也就成为叶地的一“家”之长，统管封地内的一切事务，被时人尊称为叶公。
根据春秋时期的礼制，一国之主称王，各封地诸侯称公。因此，有周天子在，无论是齐、晋、秦、宋等大诸侯国，还是小一些的鲁、卫等诸侯国，国君都只称为公，如齐桓公、晋文公、鲁哀公、卫灵公。那么，与齐、鲁等国平级的楚国下面一个县级单位的首长怎么也称为公呢？这是因为春秋后期，周王室衰微，楚国崛起，自国君熊通起开始自称为王，故而各封地诸侯也称为公，封地在叶的沈诸梁自然也就成为“叶公”。只不过，那时候人们不是称他为yè公，而是shè公。在古代，“叶”字作为姓氏或地名时，读作shè。
叶公躬行仁义、德才兼备，治县有成，护国有功，曾身兼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与军事统帅（司马）二职，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大吏。《论语》、《庄子》中有多处记载，叶公向孔子以及其弟子求政问道，“问直”正是其中的一次对话。叶公说：“我们那里有一位行事正直诚信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出来告发指证父亲。”孔子说：“我们那里正直诚信的人的做法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诚信就在这相互隐瞒之中。”
长期以来，对《论语》中该篇记载都做如上解释，也被后世称为“亲亲互隐”或“父子相隐”。这一处理法律与亲情冲突的理念自汉武帝“春秋决狱”将其引入司法，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又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进一步明确这一司法原则的适用范围。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规定“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把隐的主体范围由直系亲属扩大到旁系亲属，且不再区分重罪、轻罪，一律“不问其罪”。唐律则更进一步，亲亲互隐不仅不问罪，若相互揭发指证还要入“十恶则”（涉及不孝、不睦二恶），且“十恶不赦”。此后至清，相沿不改，亲尊互隐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演变为官官相护、徇私枉法，而这也成为孔子、儒学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近代学者对此曾产生过激烈的学术讨论。
人伦亲情确有其特殊性与优先性，但不可因此而回避法律的正义性，更不能徇私枉法，损人利亲；倘若一味强调子证父罪的绝对正义性，因而父子相告，伤害亲子和家庭关系，也似乎让人于心不忍。一边是亲情，另一边是正义；一边是家庭关系，另一边是社会秩序，“亲亲互隐”理论似乎让我们陷入两难境地。孔夫子会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千古难题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再来细读《论语·子路》篇。
叶公与孔子对坐论“直”（图片由 AI 技术生成）
该篇中，叶公与孔子二人讨论什么是直。叶公认为“子证父攘羊”为直，其判断逻辑为亲亲互隐是常态，大义灭亲是非常态。正因为这位儿子跳出常态，主动站出来揭发指证父亲，牺牲家庭中的父子亲情，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难能可贵，所以在叶公这样一位治国齐家者看来，这是值得赞扬的事情。后世商鞅推行连坐法、汉武帝颁布告缗令都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便于社会治理。但叶公毕竟是一位仁义之人，内心深处的不忍与不安，让他将此事作为一项重要议题，专程求教于孔子。
孔子也不出所料地给出了否定答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当代学术研究者普遍认为，此处的“隐”应该解释为消失，引申为规劝纠正，即父子之间相互教育、规劝，帮助去除缺点，改正过错。大家择善而从，知错能改，奉公守法，坦荡做人，这样就不易铸成大错以至于触犯法律，也就不会发生亲人之间相互揭发的人伦悲剧，这才是真正的正直诚信。这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冲突解决思路。
孔子对“直”的理解并非为隐瞒真相、文过饰非，他倡导真性情，追求仁义忠恕，对于是非善恶明若泾渭。因此，当有人问他：“以德报怨，何如？”他很干脆地回答：“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当听到有人评价微生高真诚直率时，他说：“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他认为的“直者”是性格直率、有明确是非观的君子，而非一味讨好、左右逢源的乡愿，甚至他认为乡愿是沽名钓誉之徒，道德的破坏者，很有些不齿。
他也并不片面强调亲情、罔顾法律正义。《春秋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面对因收受贿赂、枉法裁判而遭杀害的弟弟，叔向毫不避讳，仍然依法惩办，直陈其罪并暴尸于市，孔子赞其“古之遗直”，这说明儒家并不否定大义灭亲的正当性。《论语·里仁》篇也记载，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孔子认为，君子时刻思虑的是社会道义、法令制度，小人日思夜想的则是家乡故土、私利恩惠。礼法并重，始终是孔子秉持的治平之道，因此，他既不可能要求亲属之间为维护伦理而无视正义，更不可能纵容以亲情为名行徇私枉法之事。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则体现了儒家的“经权之道”：在维护社会正义的前提下，优先通过家庭内部的道德教化预防犯罪。正如《礼记·大学》所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其伦理秩序的稳定是法治建设的基础。
孔子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道德自觉——自我改过。他认为人都会犯错，有过即改，不要害怕改正过错，真正的过错是不承认、不改正自己的过错。他自己更是常常担忧“不善不能改”，时刻提醒自己“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且闻过则喜，当听到陈国司败指出他的错误时，他高兴地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当意识到自己失言时，哪怕面对的是自己的学生、晚辈，他也勇于承认错误并加以改正：“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孔子微言大义，试图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八个字调和情与法的冲突。这一主张并非鼓励包庇犯罪，而是强调通过家庭伦理的教化“绝恶于未萌”（《大戴礼记·礼察》），从源头预防恶行。但若父亲已然偷羊，子女该如何行事？结合孔子“事父母几谏”的观点可知，子女应委婉规劝、促其改正，而非沉默纵容、一隐了之。如在“子证父攘羊”的另一版本（载于《吕氏春秋·当务》）中，孔子批评因“证父攘羊”而一再获取名声的直躬者，正因后者选择告发而非先尽规劝之责。父亲偷羊，孩子应先劝说父亲把羊还回去，主动向受害者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求得对方谅解，必要时给予额外的赔偿。如果父亲不听规劝，孩子可以替父亲补过。毕竟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但如果是大奸大恶或者屡教不改，无可补救，又该如何呢？难道还要子替父受过吗？由孔子一贯的主张可推断，此时的孔子应该会坚定地回答：“大义灭亲。”对于叶公而言，这也是孔子给出的司法之策：事先应做好民众的教化工作，引导国人向善乐义、奉公守法；偶有小错，及时纠正，不可轻易判刑；案件发生，则要秉公执法、不隐于亲。至于倡导检举揭发，孔子认为那是“惰政”且“不仁”，后世商鞅、汉武帝倡导检举揭发导致的后果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亲亲互隐、代亲补过、大义灭亲，三种义务在孔子这里并不冲突，不同阶段、不同罪行适用不同义务，“直”在其中，一以贯之。
“亲亲互隐”的当代价值，在于它揭示了法律与伦理的共生关系。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亲属拒证权的设置，既尊重了人性伦理，又避免了将法律异化为破坏家庭关系的工具。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近亲属帮助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这种制度设计，正是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生动体现。
从“叶公问直”到当代法治，中华法治文明始终在探寻情与法的平衡之道。“亲亲互隐”不是简单的徇私枉法，而是儒家“修齐治平”理念在法律领域的实践智慧，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法治，既要守护社会正义，又要温暖世道人心。（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 王海鹏）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4月下（总第200期） 法治史话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