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分明，意思是把公家和私人的情况分得很清楚，这是作为一位政府官员非常重要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智慧，也是作为社会大众应当遵循的原则。公私分明，最早出自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所著的法家经典著作《韩非子》。其中《韩非子·饰邪》篇提到：“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意思是说，明君的治国之道，一定要明白公私的区别，彰明法治，舍弃私人恩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君主的公义；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私利，在朋友中取得信任，不能用赏赐鼓励，不能用刑罚阻止，是臣子的私义。私义风行国家就会混乱，公义风行国家就会平安，所以公私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察，先王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这里的“公私不可不明”，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公私分明。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公私分明的故事。
齐桓公问管仲谁可为相
“齐桓公问管仲谁可为相”这个典故，最早出自战国时期杰出思想家韩非的著作《韩非子·饰邪》篇，讲述的就是一个公私分明的故事。
春秋时期，齐桓公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听从鲍叔牙的建议，任用贤才管仲为相，实施变法，使齐国国力大增，完成称霸大业。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管仲病重不久于人世，齐桓公前去探望，君臣交谈中，齐桓公问管仲：“假如你死了，群臣中谁接任你的相国为好？”管仲说出了一个人名，齐桓公点头，接着问：“那么，第二个人选呢？”管仲又说了一个人的名字，齐桓公点头，又问：“那么，第三个人选呢？”管仲就又说出了一个人名。齐桓公很不高兴，又问他：“那么，第四个人选呢？”管仲说：“那就是鲍叔牙了。”齐桓公听后，心里非常不理解，就把自己的困惑说了出来：“我真的非常奇怪，鲍叔牙对你那么好，听说以前你们一起做生意时，他老是让着你。还有当年你辅佐公子纠时，还射过我一箭，要不是鲍叔牙替你说情，恐怕我早就把你杀了。后来，又是鲍叔牙在我面前积极推荐你做国相，我才同意。鲍叔牙对你这样有恩，按照人之常情，鲍叔牙应该优先被推荐啊！现在，我请你推荐下任国相的人选，如此好的机会，你竟然把你的恩人鲍叔牙放在第四个人选的位置上，你觉得这样做，对得起鲍叔牙吗？”没想到管仲却说：“我们现在是在谈论谁做下一任国相最合适的问题，你并没有问谁是我最感激、最要好的朋友啊！虽然我和鲍叔牙的私交很好，但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能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私人感情很好，就不顾国家的利益吧？”齐桓公听后点了点头，从此，更加敬佩管仲的人品了。
祁黄羊恭敬地向晋平公举荐贤才，阐述其中缘由
祁黄羊举贤
这个故事出自中国春秋时期史学家左丘明撰写的编年史书《春秋左氏传》，其中讲述了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祁黄羊向晋平公推荐贤能之人的故事。
祁黄羊，姬姓，名奚，字黄羊，出生于今山西省祁县东南，以德行赢得时人赞誉。有一次，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县缺个县长，你看派谁去当比较合适呢？”祁黄羊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叫解狐去最合适了。他一定能够胜任。”晋平公惊讶地问：“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还要推荐他呢？”祁黄羊说：“你只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你并没有问我解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呀。”解狐到任后，为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过了一些日子，一个掌管军事的职务空了出来，晋平公又问祁黄羊：“现在朝廷里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胜任这个职位呢？”祁黄羊说：“祁午能够胜任。”晋平公又奇怪起来，提高声音问道：“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怎么推荐你的儿子，不怕别人讲闲话吗？”祁黄羊回答：“你只问我谁可以胜任，所以我推荐了他，你并没问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呀。”于是，晋平公派了祁午去做法官。祁午当上法官后，依法办事，也很受百姓的欢迎与爱戴。孔子听闻此事后，称赞祁黄羊在为国家推荐人才时，不因为个人的亲疏恩怨而影响判断，完全从国家利益出发，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
两个故事中的管仲、祁黄羊，在处理国家大事与私人恩怨时，果断表明以公为先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个公私分明的典范，即《汉书·贾谊传》里所谓的“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说的是为了国家和公事，可以忘却家庭和个人私利的奉献精神，对现代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公私分明，强调了公正无私的价值取向，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在现代社会，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做到公私分明，不受任何私人利益的影响，公正无私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每位国家公职人员在处理公共事务时，都应该秉持公正的原则，坚决不能被私人关系左右。在当今社会，公私分明的本质虽然没有改变，但在表现形式和侧重点等方面，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从公私分明的范围上看，古代的公私分明，更多地体现在官场事务和士大夫的个人操守中，现代社会则已扩大至所有的工作场景和公共事务中。无论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是社会组织，皆要求工作人员严守公私界限。
其次，从公私分明的衡量标准方面上看，现代社会的衡量标准更为细致严格，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对于数据信息等无形资源的公私使用界定标准非常重要。比如政府部门或者企业公司的客户数据、商业机密等，政府官员和企业职工不能因私人目的而随意使用。对于政府官员和企业职工中公私不分的行为，完善的现代法律对诸如贪污受贿、职务侵占、信息泄密等公私不分的违法之举，有明确惩处规定。
最后，从公共意识上看，古代的公私分明可能侧重于个人道德的自律，而现代社会的公私分明，除了强调个人道德层面的规范，更强调了公共意识，注重在公共事务中保障公众利益。如在公共资源分配上，通过公正、透明的程序确保资源合理分配，防止私人利益的不当介入。现代媒体和公众监督力量强大，公私不分现象更容易被曝光，促使人们严守公私分明原则。（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来银玲）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3月下 (总第198期) 法治史话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