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日出雄伟风光（即梦AI生成）
这些曾经改变中国
时钟拨到了1978年，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党、全国和全世界关注的问题。1976年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上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称谓：“徘徊中的两年”。的确是徘徊：人心在徘徊，政策在徘徊，社会在徘徊。大部分人徘徊的原因，是因为看不准未来中国的方向。“阶级斗争”的利剑出鞘了十几年，不徘徊，怎么办？历史的巨掌将每个人抛起、按下，再抛起、再按下。人们习惯了随着政治的大流而动。徘徊，肇因于在特定历史事件之后，人们的无助感和迷失感。徘徊的背后，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担忧，也是对个人和家庭命运的无奈，国家的路怎么走、个人的路怎么走，成为那个时代最揪心的问题。人们在徘徊中期待着一个声音，期待着带领他们走出徘徊的旗帜和向导，更加期待着中国未来的改变。
从解放思想入手，用解放思想来凝聚人心，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重点。一个新提法、一个新口号、一篇新文章，常常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此时的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徘徊与沉寂中，何处有文章呢？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它打破了沉寂，更准确地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文章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写作方法也是当年常见的政论文写法，为何这篇文章能够开启一个时代？历史已经解密，这篇文章并没有所谓的背景，而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普通老师所作。文章的初衷也非常简单，就是厘清何谓真理、用什么检验真理这一近似于哲学命题的思考。但是，正是这篇文章，直指当时中国的病灶，为改变中国突破了意识形态上的最后一道藩篱。
全国人民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倾注了太多的关注，这种关注最终演变成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成为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开端。邓小平同志这样评价这场大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的确是政治问题，的确是改变了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中国带来的是深刻的变化。《光明日报》发表该文章后，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拨乱反正，中国的航船再次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上。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如一幅画卷，浓墨重彩间能见华章，跌宕起伏间能见风流；又如一篇长文，平铺直叙间能见意蕴，起承转合间能见风采。也许只有身处中国大历史格局中的人们才能真正理解，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让这个在近代文明中苦苦追寻的国度重新拾起了希望，也让这个在人类文明中不断涅槃的民族再次找到了坦途。
2012年，中国再次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上。中国该向何处去？这个被问了无数次的问题再次见诸报端、见诸公论。借助网络新媒体的力量，这个问题从过去的精英之问，变成了大众之问、全民之问。如何改变中国？靠什么改变中国？每个人在这个改革年代会发生何种改变？无数的人有无数种回答，不一而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入21世纪，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于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将之概括为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这“四大考验”，以及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种危险”。
长期执政的考验，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承平日久，丧失了斗志和精神，失去了面对复杂形势的敏感性和判断力。改革开放的考验，对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课题。市场经济的考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发挥市场经济活力和应对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挑战。外部环境的考验，面对外部势力的包围、遏制、打压、分化，中国共产党在坚守中发展，在发展中崛起。
“四大考验”，对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四种危险”，又提醒着中国共产党人时刻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定力。精神懈怠的危险，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失去理想、缺乏自信，最终迷失自我。能力不足的危险，部分党员领导干部难以承担起民族、国家和人民赋予的重任。脱离群众的危险，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不愿深入群众，背离了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传统。消极腐败的危险，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丛生，党的纯洁性受到严重挑战。
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用什么改变中国、用什么让中国的面貌再次焕然一新，成为必须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言语是人内心世界的延伸，有所思才有所言。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共产党员心中是否真正想着人民、放着人民，既要看他做了什么，也可以从他说了什么、怎么说的窥见一斑。冷漠的言语，体现了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态度，让人民群众对这些党员领导干部“畏而远之”，甚至是“厌而远之”，严重削弱了党的威信。
一个执政党，尤其是长期执政的政党，必须时刻注重自身的作风建设，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执政初期的朝气与正气。正是看到了这一点，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新的理想风帆和信念旗帜，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精神武器。
2017年10月18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丧失初心，失去继续前进的支柱和动力，是古今中外执政者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任何执政者在执政初期，无不号称代表人民。他们当年的初心未必是虚情假意，也未必是政治口号。然而，执政日久之后，执政者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执政的初心发生位移、消磨，乃至丧失、扭曲。脱离执政基础，忘却执政信念，成为执政者失掉政权的关键因素。总结古今中国执政者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教训，对于初心的忘却和丧失，往往是失掉政权的第一步。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我历史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人民拥护，最终获得政权的重要原因。对党的初心的认知与认同，也是无数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建政立国，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从南湖红船到井冈山，从延安到西柏坡，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获得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没有对于过往艰难历史的认知，就没有对于当前使命的自信与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一种对于历史空谷足音的回应，也是对于党的历史的铭记。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一颗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赤子之心，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初心，最根本的初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在任何时期都是有效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着当年的初心，顺民心、解民意、整党风，是党的生死存亡、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对于走出“历史周期率”的危机感，对于回应人民关切与期待的责任感，对于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感，都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进。
如何永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中国共产党面临和必须解决的一个严肃课题。罕有一个政党在执政近70年后，仍然能够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罕有一个政党在取得世界瞩目的执政成就后，仍然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罕有一个政党能够在经历“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式的反腐败斗争后，仍然孜孜以求地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中央八项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制度载体之一，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维系初心永在、走出“历史周期率”艰难探索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对人民的交代与承诺。
坚持思想建党
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安徽省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家坤，在市国土局任上，曾经着手建立“四项阳光制度”，规范土地批租，被评为“国土卫士”、“勤廉兼优干部”。也正是由于曾经的勤政，他才能够走上更为重要的领导职务岗位。然而，随着权力的增大，刘家坤发生了令人瞠目的变化：受贿2900余万元财物，带动分管副县长、县国土局局长、规划局副局长形成了“腐败窝案”。刘家坤案发后，写下《忏悔书》，悔恨自己对党和国家造成的重大损失，悔恨对不起太和县人民的重托。在分析自己堕落腐败的原因时，刘家坤写道：“担任县委书记一段时间之后，思想道德出现滑坡、物欲膨胀，摆不正位置，狂妄不拘、独断专行，不按程序决策办事。我的教训证明，权力集中不受监督是最大的腐败。”
对于个人来说，权力是个好东西。权力能够满足人的贪欲。在一些人看来，权力就等于金钱、等于美色、等于阔气的排场、等于奢靡的生活、等于普通人难以企及和想象的生活。无怪英国著名政治家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从政之初，有着爱国爱民之心，也怀有远大的抱负。但随着权力的增大，这些人通过权力获得形形色色的好处。要约束权力，又要保证权力的有效运行，最佳的方法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被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权力，只能按照制度设计的轨道运行。要权力多做好事、少做坏事，甚至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必须靠制度。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如果说思想建党是对于党的优良作风的总结与概括，那么制度治党就是制度思维对于党的优良作风的确认与落实。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既注重思想建设，又注重行为管控的治党管党新思维。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从权力控制的角度谈制度的作用。而制度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其意义不限于管控权力这一点。中央八项规定始于权力控制而不限于权力控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建设领域的体现，是新形势下治党、管党的新模式和新开拓。
制度治党，就是将党的权威寓于制度的权威，将党的主张寓于制度的制定、执行和适用过程，将党的领导通过制度加以体现和实现。制度是通过规则体系对人的行为加以规范与控制的一种准则。制度治党，是将党的各项事务、经验确立为制度，通过制度来管党、治党，实现党的善治，进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制度治党，是通过制度的政党治理和管治，是尊崇制度的权威而不是人的权威、权力的权威，是将权力和执掌权力的人置于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制度制约权力的滥用、保障权力的有效运行，也通过制度对党的各项事务进行安排与规制。
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用制度的理性制约人的非理性，用制度凝聚多数人的智慧以平衡少数人的决断，用制度的确定性替代人的恣意性。通过制度的治理，较之于人治，有着明显的优越性：1.制度汇集多数人的智慧，且讲求多元利益的平衡和对权力的制约，足以克服人的恣意性；2.制度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用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运用制度的权威和执行力，保持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定性；可以说，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一种可期待的预期，使人能够避免因权力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非常态。因此，制度的治理是一种常态化的政治。
学习中央八项规定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对其党员提出的基本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基本要求被扭曲了，党内政治生活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常态”中。中央八项规定的提出，是正本清源，其重大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建设，让党内生活回归本位，并以制度的力量，推动党的建设回归理性常态。
知识链接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出自《大学》，原文是：“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原意是人民拥护就得到政权，失去人民的拥护则失去政权。因此，君子应当注重德行，良好的德行则会获得人民的拥护，有人民的拥护才能有国家和财富。这句话既体现出民心所向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性，也强调执政者的德行对于政权维护和国家治理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话，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对于执政者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意义。
（摘自《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中国》，外文出版社）
（梁相斌 祝捷）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5月下（总第202期） 八项规定公开课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