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钱，是想请专业机构替我把不合适的人筛掉，省下时间；却反倒要我花大量精力去分辨真假。”近日，在北京工作的关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相亲经历。说到几次见面时的情形，她的手指一直在杯子上反复摩挲。
关女士出生于2000年，山西人。2026年3月，她与一家婚介机构签订婚姻介绍服务合同，支付服务费25900元，约定服务周期5个月、提供7位约见对象。此后，实际约见的4位男士中，有人资料所载身高与实际不符，有人资料未载明其家庭实际情况。机构最终只愿退还7005元，不足服务费的三成。目前，关女士已委托律师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婚介服务市场，和关女士有类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一些婚介机构存在的信息不实、承诺落空、退费受限等问题，困扰着不少消费者。
密闭隔间里的“攻心战”
2026年3月，希望建立稳定婚恋关系的关女士在一家婚介机构的小程序上填写了手机号码等基础信息。不久，机构工作人员联系她，称有符合其条件要求的会员，并反复催促她到线下门店面谈。
“那天我下班打车过去，傍晚六点多到店，被带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隔间。”关女士回忆，接待人员轮番使用话术：讲述各类相亲成功案例，提到有男士贷款也要在此寻找条件优渥的伴侣；又以激将法暗示她做事缺乏决断力……
谈话从傍晚六点多持续到晚间十点多。长时间待在密闭房间里，本就疲惫的关女士越发昏沉。2026年3月13日，她与该公司签下“结婚返款”版本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服务费合计25900元，约定服务周期5个月、提供7位约见对象。签约前，工作人员口头承诺机构男会员年薪最低35万元，并称该公司与某大型婚恋社交平台共享会员资料。
可合同签订、服务转由红娘对接后，情况与承诺相去甚远。
红娘先后为关女士约见4位男士。第一位男士的资料未载明其家庭实际情况。第二位男士资料所载身高与实际不符。第三位男士直到约定见面的当天上午才接到红娘通知，红娘却在几天前就告知关女士“男士也有意向”，见面不到半小时，男士便提前离场。第四位男士的身高同样被改动，红娘还在男女双方之间传递不实信息——她告诉这位男士，关女士多次强烈要求与其见面，而关女士并未作此表示；此前她又告诉关女士，该男士暂停相亲是因回老家时看中了亲友介绍的对象，该男士则明确表示回老家后并未相亲。
接连遭遇资料失真与不实说辞，关女士对机构失去信任，提出终止服务。机构表示只能退还7005元，不足服务费的三成。对此，关女士并不接受：“没有一位是有效的相亲对象，服务过程中还多次出现资料失真、前后矛盾的情况，白白耽误了我不少时间。”她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投诉材料，经调解，机构仍坚持上述解决方案。调解未果，关女士决定起诉，目前已委托律师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
如出一辙的“相亲套路”
关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有类似经历的消费者，他们反映的问题大致有三类：宣称的“优质资源”与实际见面对象不符；口头承诺的“包脱单”“无限次介绍”未写入合同；提出退费时遭机构以格式条款层层设限。
家住浙江绍兴的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2026年2月下旬，他因在一条相亲帖子下留言，被一家婚介机构以“免费介绍”为名邀至门店面谈并签约，支付服务费27800元。3月中旬，机构为他安排两次相亲，线下见面才发现，两位女士均不是工作人员此前展示照片中的人，也不符合他的择偶要求；每场见面被限定在30分钟内，时间一到便有工作人员打断交谈。
裘先生提出退费，机构援引合同条款答复：退费须扣除合同总金额30%作为违约金，服务费再按已见面人数比例折算。按此计算，仅见过2位女嘉宾，就要扣除22140元，接近已付服务费的五分之四。
记者查阅裘先生提供的合同发现，类似条款还有多处：机构只对会员资料做形式核查，不保证相亲对象信息真实，也不承诺促成恋爱、结婚；“结婚返70%费用”条款则附带多项条件——须在签约之日起一年内登记结婚，提交结婚证、800字以上文字素材和10分钟“成功故事”视频，并无偿授权机构将其交往经历用于商业宣传。
裘先生后来得知，机构工作人员所称“女会员同样交纳高额服务费”与事实不符：不少女会员实际仅交纳500元或1000元。目前，他打算通过诉讼维权。
广东深圳的吴先生也有类似遭遇。2025年9月14日，他与一家婚介机构签订服务合同，期限至2026年2月13日，支付服务费3万元。“合同上写的是约见6位女士，他口头上说包永久。”吴先生说，他当时信任红娘，签约时没有细看合同，也没有录音。
服务期间，机构先后安排他与几位女士见面。在吴先生看来，多数见面对象达不到他的择偶预期；当他表达不满时，红娘则会否定他的择偶标准，劝他降低要求、勉强相处。服务期满、名额用尽后，机构便不再安排见面，口头承诺的“一直介绍到找到对象”随之落空。“这是一些婚介机构的惯用套路。”吴先生说。
套路背后的法律责任
婚介机构的上述做法，可能触及哪些法律红线？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与财富管理部主任方洁向记者介绍，婚介机构以虚假话术诱导签约、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可能违反民法典相关规定，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婚托”虚构相亲对象、虚构优质资源，可能构成欺诈；服务缩水、减少约定服务次数的，应承担违约责任。机构在引流环节的宣传与实际服务不符，可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虚假广告、虚假宣传，面临行政处罚，并可能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雇用“婚托”、将已婚人员包装成单身、以“见面费”“诚意金”等名义骗取钱财，数额较大的，可能构成诈骗罪；违规收集、出售或者向第三方提供征婚者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针对婚介服务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问题，《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权益合伙人陈燕红认为，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明确，“收款不退”等“霸王条款”应依法认定无效。婚介服务多为先付费、后服务，属于预付式消费，其中“一经开始服务不予退款”“介绍即收全款、不成不退款”等约定的效力，需结合具体情形判断。此外，机构未就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消费者没有注意或者理解该条款的，消费者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对于‘相亲属于主观感受、无法保证结果’这类条款，效力需区分情形。”陈燕红说，若机构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消费者仅以“主观不满意”要求退费的，一般难以获得支持；但若相亲对象信息不实属客观事实，机构未做基本审核，或者明知虚假仍予推荐、夸大宣传，则可能构成违约，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费。
“以预付费方式提供服务的，机构未按约定提供服务且拒不退款的，还可能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预付款退还的规定。”陈燕红补充道。
（记者 孙天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