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报评论员 孙秀峰
广东江门快递员李师傅的遭遇，戳中了很多人心里的顾虑。
看见老人摔倒，他停下三轮车上前帮忙，拨打了急救电话，还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然而转头便被起诉至法院，要面对92万元的索赔。
好在法院的判决还了他清白：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师傅和老人受伤存在因果关系，驳回家属全部诉求。判决里一句话分量很重：公民善举，不能拿来推定侵权。
虽然赢了官司，可这一年多的煎熬，不是一纸判决就能抹平的。明明是好心救人，却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自证清白。就连老人本人都表示没有被李师傅撞到，家属却依旧执意起诉。这哪里是维权，更像是一场赌博：赌好心人耗不起官司，赌法院会为了平息矛盾“和稀泥”。
如果因为伸手救人，就被默认为肇事者，那普通人还敢出手吗？监控盲区、没有证人，普通人拿什么证明自己没做错？
江门这起判决，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大众的担忧：救人不等于肇事，善意不能成为追责的把柄。
可司法个案的正义，并不代表现实困境已经消解。放眼全国，好心反被讹诈的事件并不少见。
有人扶老人被诬陷，全靠行车记录仪才洗清冤屈；有人冒险施救反倒被讹，耗到身心俱疲；还有好心人明明没有过错，为了结纠纷，被迫掏“人道主义补偿”息事宁人。据媒体报道：2004年以来149起扶人纠纷中，诬陷扶人者达84例，但讹诈处罚率基本为零。
“讹诈零成本”不仅是一句感慨，而是一种社会现实。问题是：“谁闹谁有理”的导向一旦形成，人人都会变得冷漠，遇到危难先想着自保，不敢再伸出援手。
民法典早就有“好人条款”，明确紧急救助不用担责。可纸面法律，挡不住现实里高昂的举证成本。更重要的是，法律在保护善意的同时，也应加大对恶意的反向追责：对于明知无责还捏造事实、漫天索赔的行为，不能简单归为民事纠纷、草草了事。要加大恶意滥诉的惩戒力度，不能让行善有成本，讹诈却无需代价。
一个社会的温度，不只靠道德说教，更要有制度撑腰。伸手相助，本该是人最朴素的本能，而不应成为高风险的选择，法律不会强迫每个人必须挺身而出，但至少要做到当你选择帮助他人的时候，不用先掏出手机录像，不用四处找证人，不用担心自己的善良，演变成未来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