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语
“边疆稳则国家安，边疆兴则国家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促进民族团结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边疆治理为谁治理、依靠谁治理、如何治理等根本性问题，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阐释这一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核与时代价值，不仅有助于推动边疆治理理论创新，更可为全球边疆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徐燕：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民族社会与文化、中国民族学史
摘要
作为连接边疆与内地的“通道”,“中间地带”是中国内部生态与文化的纽带,也是维系边疆民族地区安全发展的内在动力,发挥中间地带在边疆与内地之间从生态到文化的连接交流功能,能够加快实现边疆长治久安的目标。中间地带各村落中涌现出的“新乡贤”的实践活动,不仅是推动内地—边疆过渡地带,甚至边疆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力量,其实践活动中所蕴含的德治、情治资源亦能够为边疆治理提供助益。以陇西走廊上的多民族互嵌共融之地临洮为例,探讨该中间地带的新乡贤何以凭借自身所拥持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为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增益裨助,从而进一步分析中间地带的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对于巩固边疆治理的重要意义。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自下而上：“体制外”的乡贤能人助力基层治理
三、自上而下：体制内“公家人”对德治、情治资源的调动
四、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治国先治边”与“加快边疆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边疆地区发展的高度重视。边疆地区在国家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长治久安与稳定发展的基础。而作为连接边疆与内地的“通道”，“中间地带”是中国内部生态与文化的纽带，也是维系边疆安全发展的内在动力，发挥中间地带在边疆与内地之间从生态到文化的连接交流功能，能够加快实现边疆长治久安的目标。
中间地带是指不同文化碰撞相交的场域，处于其中的各民族、各族群之间并不存在清晰固有的边界，而是一种出于各种因素考量随时会被跨越的“软边界”。正是“中间地带”在文化复合、区域勾连和民族互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才使中国的边疆与内地得以不断融合。换言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形塑的过程不仅在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互动，更在于处于中心-边缘之间的中间地带的连接。
既往学界对中间地带的基本特征进行过分析提炼，形成为具有启发意义的概念工具。如，童恩正提出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陇西走廊”等这类历史-民族区域概念，王铭铭提出“中间圈”概念等。综观既往研究，大多偏向于宏大叙事，而相对忽略活跃在该地带民众这一“能动主体”在连接内地与边疆时的行为实践及其所产生的“桥梁”作用。实际上，中间地带民众若能够与边疆民众、内地民众友睦往来、和合共生，那么内地与边疆的交融互鉴就有了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如今，当学界将更多关注点放置于后乡土时代内地“能人”对乡村振兴的重要影响时，有必要认识到，中间地带各村落中涌现出的精英人物(即本文所言的“新乡贤”)的实践活动，不仅是推动内地-边疆过渡地带，甚至边疆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力量，其实践活动中所蕴含的德治、情治资源亦能够为边疆治理提供启示和助益。基于此，笔者尝试以陇西走廊上的多民族互嵌共融之地临洮为例，探讨中间地带的新乡贤，何以凭借自身所拥持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为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增益裨助，从而进一步探讨中间地带的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对于巩固边疆治理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概括出乡村振兴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也进一步表明，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走乡村内生式发展道路，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探索中国式乡村振兴之路的重要内容，也是发挥“新乡贤”力量的应有之义。中间地带的新乡贤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一定的现实基础，是对传统乡贤治村的传承和时代性深化。而在多民族交融杂居的中间地带，如何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挖掘和发挥传统文化的价值功效，破解乡村治理困境，不仅关系到乡村善治水平，也关系到民族团结与边疆巩固。
自2014年第十三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正式提出“新乡贤”这一概念至今，学界对其关注与研究与日俱增。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新乡贤的历史语境及文化内涵、乡贤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新乡贤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关系、“新乡贤”文化的培育路径和措施等方面。但这些研究均未涉及边疆地区。至于中间地带新乡贤何以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轨”方式助力于边疆治理的相关研究，更是寥寥。笔者将通过临洮这一中间地带体制内外的乡贤能人助力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呈现中间地带新乡贤何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既推动着中间地带的发展，又助力于边疆社会治理，从而进一步探讨以中间地带促边疆治理、推进乡村内生式发展的可能路径。
二、自下而上：“体制外”的乡贤能人助力基层治理
临洮多民族互嵌共融的环境及多元的生计方式，为该地域共同体内“拼盘式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空间，也造就了其内生性的人际关系格局。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而言，和合共生是一种流动着的彼此成全。当地民众在日常交往互动中非常看重口碑和声誉，村规民约不仅发挥着制约和规训各族乡民言行举止的作用，其内部还蕴藏着“报恩”“反哺”等伦理观念，暗含着一种良性的政策动员机制。“培养—致仕(商)—反哺—自治”的闭合链条，形塑了耕读传家的传统和人们落叶归根的情怀。
这种地方依恋、“报”的理念与反哺机制虽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遭到不同的境遇，但在临洮传统文化依然浓郁的熟人社会仍有一定延续。这些因素成为精英人士反哺桑梓的内生性动力。临洮“体制外”的乡贤能人助力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捐资助学。临洮素有耕读传统。明末清初，临洮盛行助学之风，建有不少以家族为单位的私塾。如，作为甘肃省四大集镇之一的新添镇非常重视兴文办学、培育人才。新添镇，原名新添铺，早在明万历时就已作为重要的集镇被《临洮府志》提及。作为藏汉重要的交接地带，这里自古就是商贸中心，汉藏回诸民族间的丝绸、瓷器、马匹、粮食等物资交易频繁。彼时，新添镇有重文书院、文昌阁私塾、新添镇里塾等课育英才。清末民初，新添镇宗祠及寺院办学的风气相当盛行。1918年，乡贤潘祝三在潘氏祠堂设立私塾，除潘家庄本村的适龄孩童外，阴山子、三十里墩、何家坪的适龄孩童也都前往就读，学生约40多人，前后办学近十年;1927年3月，在潘祝三等乡贤的积极倡导筹备下，潘家庄小学正式成立，为六年制小学;1936年起，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学生及教育事业发展的趋势，潘祝三捐献水地三亩，联合附近各村知名人士募捐资金，修建教室四座，校长室及教员室三间，1937年竣工落成;1944年，新添镇成立释迦寺平民学校，招收师家小户及下于家等村学生，当时有学生40余人，按学生大小和程度分两组进行教育。
这些半官办学校、私塾等书院的发展，均离不开乡贤达人对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如今，在“提高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语境下，临洮各界人士普遍重视教育的引领作用，注重通过发展教育为提高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储备人才。在此背景下，临洮各地乡贤精英与当地基层政府合力，筹备建立各类助学教育基金，助力寒门学子的求学之路。如，临洮县新添镇潘家庄村的乡贤能人为反哺桑梓，于2010年成立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该研究会的理事会成员由陇上回、藏、汉等各族潘氏精英，以及对潘氏文化感兴趣的他姓精英共同构成。
从2011年起，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以“表彰扶助学子，激励后代成长”为理念，通过自筹资金进行奖学助学，并制定了详细的高考奖励基金发放标准:高考成绩优异;经费发放定于每年8月;除去每年开支，经费余款存入银行取息。近年来，受该文化研究会教育基金奖励的学子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深挖热心教育、捐资助学的社会各界人士资料，为其出刊列传，进一步彰显着该文化研究会对“崇文重教”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每年的高考奖励基金发放仪式上，各族学子在家长的陪同下披绶带，列队齐整，接受研究会颁发的奖学金证书，并聆听会长代表众人所表达的谆谆教导与殷切祈盼。而为高考奖励基金慷慨捐资者也会收到以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名义颁发的荣誉证书:“XXX:热心教育，慷慨捐助奖学金人民币X万元。仁风义举，善莫大焉。特授此匾，励志德行，永褒后人。”这样的表彰仪式已连续上演了十多年，共资助百余名学子圆了大学梦。捐助者的芳名及捐款数额每年都会写于红榜，张贴在村广场的墙壁上。同时，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内刊《甘肃潘氏》等方式对这些捐资助学者的事迹进行宣传，号召更多在外乡贤、商会组织、民营企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加入到捐资助学的行列。
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的历任会长，基本都是当地有名气的企业家，他们在“兴学重教”的氛围中将捐资助学视为“必修课”。“崇德好义”“乐善好施”“稇载之际不忘桑梓”是历任会长的共同特征。除了历任会长外，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的所有理事，均需承担捐资助学的义务。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的教育奖励基金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开创全村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是潘家庄助学、兴学的社会组织，为进一步发扬和传承“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提供着助益。
第二，助学活动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为精准解决贫困生上学难题，完善助学帮扶机制，培养贫困地区的高素质人才做出了贡献。
第三，学子“反哺”，爱心接力。曾受到表彰奖励的不少学子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后，为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的教育奖励基金捐资捐物，反哺桑梓。
而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在反哺桑梓、振兴乡村的过程中所开展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为“开支散叶”于陇上各地的各族乡贤“打了样”。在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的陈列馆里，悬挂着曾参与该研究会各项活动的汉、藏、回等各族乡贤代表合影。这些合影作为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表征“民族团结一家亲”等叙事的凭借，被精心装裱置于陈列馆最显眼的地方。这些分布在陇上各地、秉持着不同民族身份的乡贤达人，在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的倡议号召下，不仅积极参与该文化研究会开展的捐资助学等各类实践活动，还纷纷效仿这一套“实践模式”，在当地开展类似的捐资助学活动，帮扶贫苦学子继续学业，为发展教育、培育英才发挥了应有之力。可以说，在商界、政界、文艺界等社会各界各族精英的共同推动下，当地“崇文重教”的传统获得了“再生产”，并突破血缘纽带，朝着“血缘-地缘”交融式社团组织的方向发展。而地方政府也借由支持和参与这一活动赢得了乡民们的“口碑”。
2.尊老重孝。中国乡土社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隐匿着解读中国深层社会结构的脉络，亦蕴含着济苦怜贫、积善成德的道德力量。凝结和沉淀着特定伦理观念的乡土社会文化潜移默化地规训着人们的言行，规范着社会的秩序。
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临洮一带文化养老的形态变迁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当地乡贤达人主导的养老实践:“那个时候，各地每年定期过会。一到过会时节，村里的老人就成为各种仪式规程的教导者。过会的时候要安排老人看戏、聚餐……一些乡绅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帮助孤寡老人，给经济比较困难的老人施舍财物。”过去乡绅名望为经济较为困难的老人施以善意，不仅使这些在困苦条件下生存不易的老人得以缓解燃眉之急，感受到温暖与关爱，也使当地“尊老重孝”的传统得到进一步传承与发扬。
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后，临洮首批“下海”创业的人，在赚得金钵满盆后，衣锦荣归，泽被乡里。在这部分“经济能人”的推动下，捐资款项逐年增加。这些快速成长的“新型村落精英”给予鳏寡孤独者物质帮扶和悉心关怀。这一阶段的养老实践活动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
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大规模种植大棚反季蔬菜，临洮各地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村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一阶段的养老实践活动开始出现精英主导下的老人自主养老态势。这些自主养老活动中，又以文化养老为主。比如，2010年，临洮县水泉村在当地乡镇企业家的倡议下，出资出力修建了村老年活动中心。村上老人闲暇之余常在此散步、聊天、赏花，并在老年活动中心定期举办的书画展等活动中品味翰墨之香、享受书画之乐。与此同时，这些熟稔仪式规程的老人在策划、修复、参与各种仪式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悟到自身价值与老年生活的意义。
自2016年以来，水泉村的乡贤达人每年都会定期组织开展“慰问老人年会”。届时，邀请村上70岁以上的老人共进宴席，并为其免费发放生活必需品。此外，还会邀请甘肃省中医院的专家为邻近村落患有各种疾病的老人进行义诊，免费送药，受到各族群众的一致好评。“开展慰问老人年会”“救济经济困难的老人”和“为老人免费义诊送药”等已成为水泉村的常规性活动，获得了各族乡民的广泛好评。除此之外，水泉村每年还定期邀请县剧团进行《三娘教子》等戏剧表演，从而向乡民传达“孝”的理念。
水泉村新乡贤积极推行的尊老重孝实践，对于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对民间养老方式进行适当鼓励和推动，并将自我养老与社会养老等方式相结合，不断拓展养老服务模式，共同构筑起一个体系较为完整、功能较为完善的中国特色农村养老体系，能够有效缓解转型期农村养老压力。
3.修建公共服务设施。随着农业税费和“乡财县管”财政体制的改革，乡镇一级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空壳化”与政权“悬浮化”的局面，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既定的建设目标，地方政府不得不围绕经济绩效展开一系列“锦标赛”，而这些“锦标赛”的完成则需要体制外乡贤能人的助力。这些体制的外乡贤能人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使其能够以自身拥有的各类“资本”参与乡村建设，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协助基层政府解决公共项目投资中的各类难题，协调各种人际纠纷。比如，临洮县所辖的很多乡镇因无法独自承担乡村建设中的大量开支，而在类似翻新广场戏台、建彩门等投资项目中以“建设家乡”的名义动员体制外乡贤能人参与其中，从而扩大财源，更好地完成乡村建设项目。
生于斯、长于斯的各族乡贤能人，天然具备着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感与义务感。这促使其愿意充当普通乡民的“代表”，与基层政府一起探索“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的基层治理模式，为乡民求发展、谋福祉，打造更多真实可感的共同富裕成果，不断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三、自上而下：体制内“公家人”对德治、情治资源的调动
后乡土社会的“双轨”治理，一方面体现在体制外乡村能人以“自下而上”方式参与到基层治理体系中，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基层组织以“自上而下”方式嵌入到乡土社会的各种活动中。临洮县所辖各乡镇以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为主要抓手，因地制宜构建互嵌式生活格局;推进各族学生合校、混班混宿;通过组织县剧团等文艺团体下乡服务，为各族群众带去文娱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同台歌唱、同桌共餐;通过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综合性文化服务功能室”等资源力量，利用春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开展“送书画·进万家”“书香为伴·传承经典”阅读等一系列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特色活动，盘活文旅市场，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临洮县所辖各乡镇成立了农民工作站、“党建联合体”等平台，按照“线上+线下”运营模式帮助群众销售土特产品。除此之外，还建立了由党员、团员、能人组成的创业服务小组，为当地群众提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新媒体操作等实用技能培训，不断为各族群众铺就创业就业致富路。通过在重建村广场、修建老年活动中心、举办乡镇体育赛事、组织村际社火等各类公共性事务中出资出力，以及派代表参加相关活动、发表讲话等，临洮县所辖各乡镇的体制内“公家人”突出了开展此类活动的合法性，也拉近了村两委与村民的距离，有助于增强村民对基层组织的认可度，进一步促进了村落内部各族群众间的团结与凝聚。
例如，潘家庄村所承办的“健康”杯村际篮球比赛，无论参赛球员、裁判员，还是解说员，都是当地村民，观赛现场有特色民族歌舞秀，比赛奖品是“接地气”的农产品、日用品等。各村村民均可免费观赛，比赛期间可直接掏出手机进行拍摄或直播，通过抖音、视频号等平台实现“破圈式”传播。通过“互联网+体育”的形式，当地基层组织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个形而上的概念转化为群众更易接受的具象化、可视化的符号，从而打通了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地，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与活力。
又如，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等民间组织的领导班子中，有不少同时兼任着其所在村落村两委的要职，即“乡贤型村干部”。这类“乡贤型村干部”一方面有着孝亲敬老、以礼待人的观念和荣耀故里的情结，能够为反哺桑梓、泽被乡里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与普通乡民相比，能够参与村两委选举并脱颖而出的乡贤能人，一般都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拥有可协调利用的各种资本，以及出众的社会管理经验和前瞻性视野，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宝贵人力资源。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领导班子中的几位“乡贤型村干部”，就曾组织村两委及文化研究会成员合力在村上建立起“民族团结食堂”。该食堂可容纳200余人同时就餐，除了满足各族群众的日常就餐需求外，还可承接村民的红白喜事。民族团结食堂采取“党支部+甘肃潘氏文化研究会+村户”的运行模式，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村两委还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全方位深入推进移风易俗，让各族村民在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中增强凝聚力。“民族团结食堂”既是民族团结主阵地，也是乡风文明、社区建设、移风易俗的主阵地，实现了“一策多效”。这充分体现了中间地带民族地区“乡贤型村干部”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性。可以说，在乡村振兴、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语境下，这部分熟稔地方文化的“乡贤型村干部”成为地方政府尝试将地方性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型工具“善利用之”的重要操盘手。
实际上，国家通过权力下沉和对群众的动员来维系乡村社会的秩序，但同时也积极利用乡土社会原有的治理资源。《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要“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具体到临洮县各乡镇基层组织，“公家人”代表出席或组织各项活动，不仅是以“国家象征符号在场”的方式体现这些活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更是以此表明，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试图与体制内外乡贤、民间组织通力合作，从而对乡土文化中蕴含的爱乡、奉献、共荣等德治、情治资源进行挖掘和深耕，并将其有效整合进基层治理体系。以此对基层自治和法治予以补充、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精神动力与文化内涵。
四、结语
无论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双轨政治”，还是萧凤霞提出的“共谋”概念、张小军提出的“共主体性”概念等，都强调建立在庶民、士大夫等各历史主体间共谋性基础上的国家治理逻辑与合法性。在当代语境中，国家与民众间彼此“搬取”和认可，依然可以在政府主导的“法治”框架下模塑一种强调“德治+情治”的乡村内生秩序，从而在农村养老问题、留守儿童照顾问题等方面节省行政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效益，增强乡土社会多元共治的能力。新乡贤作为有情怀、有担当的乡村精英，基于反哺家乡的情感动因，有意愿将返乡治村、回馈乡里作为实现理想的实践路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能够将契合乡村振兴的治理理念和发展方向与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有机结合，整合自身具备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和社会声望并嵌入乡村治理框架，为乡村人才振兴注入新动能。
在各民族互嵌共融的中间地带，乡贤能人与体制精英的合作不仅模塑了该地政治秩序、权力结构、治理权威和礼仪分配等方面的基本样态，还对其发展变革及基层治理方式等产生着重要影响。家庭依然是村庄最核心的行动单位，“家本位”依然是该乡土社会中的基本行动伦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群众动员可以借由“推己及人”的家本位作用机制，以及“一宗多族”的多民族互嵌机制，在作为“中间层”的各族新乡贤助力下，构建一种融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流动机制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在该治理体系中，国家与民间具有“共主体性”，民众通过将国家的话语、理念与自身的实践相结合，既参与了国家建设，打造着自身更好的生活，亦实现着民众对“社稷”的共谋，强化着乡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同时，国家所推行的政策理念与各项倡议得以有效渗入民间社会，并在其地方文化中植根，实现着“国策”与“地智”的协调统一。这不仅有助于巩固发展中间地带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亦能够为边疆治理提供启示和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