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规则重构、秩序重塑的关键阶段。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地缘竞争加剧，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滞后，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绿色低碳、供应链安全等新兴领域规则博弈日趋激烈。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构建的国际经贸与技术规则，难以适应数字经济蓬勃兴起、新兴市场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也难以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与治理愿景。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深化，一大批领军企业加快走向全球，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治理，正实现从被动适应既有国际规则的“规则接受者”，向主动参与、积极引领新兴领域制度建设的“规则塑造者”的历史性转变。这既是中国产业实力与综合国力提升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代提升我国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大实践。
2026年6月，深圳蛇口港集装箱码头一片繁忙景象（视觉中国 供图）
角色之变：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时代跨越
过去数十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程，总体上是一部学习、适应与遵循既有国际规则的历史。从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并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到应对欧盟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各国出口管制、外资安全审查等域外规制约束，中国企业长期以“规则接受者”的角色，在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内谋求成长空间。这一模式让中国领军企业在特定历史阶段有效打开了国际市场、积累了国际化经验、培养了专业化人才，推动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快速走向全球。但与此同时，被动接受规则也使中国企业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制约：市场准入壁垒高企、技术标准受制于人、数据监管差异导致合规成本居高不下，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冲击不断，在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绿色低碳、供应链合规等领域常常处于被动应对、事后补救的状态。
实践表明，仅靠被动遵守规则，难以从根本上维护中国领军企业合法权益，更难在全球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当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市场布局达到一定层次后，规则话语权的缺失就会成为制约全球化行稳致远的核心瓶颈。在全球产业链重构、技术竞争激烈、制度博弈加剧的新形势下，推动中国领军企业从“遵从规则”向“贡献规则、共建规则、引领规则”跨越，已成为新时代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的战略方向。
从时代条件看，中国企业具备迈向“规则塑造者”的坚实基础。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在数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移动通信、高端装备等领域形成规模化、领先性实践，为技术标准、商业模式、治理经验向外输出提供了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伦理、碳足迹核算、数字货币跨境监管、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尚未形成稳定统一的全球规则体系，为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共识打开了宝贵窗口期。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期待更加公平、包容、普惠、非歧视的治理架构，对贴合发展实际、不附加政治条件、不搞单边胁迫的规则方案接受度更高，为中国企业凝聚国际共识、扩大合作“朋友圈”、推动规则协同创造了有利条件。
法治是全球治理的通用语言，也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中国领军企业参与全球规则构建，必须坚持法治引领、制度先行、合规为基、多边为要，以系统性路径实现从能力优势到规则优势的转化。
逻辑之变：从规则接受到规则塑造的内在必然
中国企业从规则接受转向规则塑造，不是主观选择，而是内外部驱动力共同作用形成的客观趋势，体现了大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历史必然。
内部驱动力，中国优势的系统性转化。
第一，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引力场效应”，为规则输出提供场景支撑。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数字消费市场、最完整的新能源应用场景、最活跃的制造业生态。任何一项技术标准、商业模式或治理规则，一旦在中国市场得到验证并实现规模化普及，便天然具备成本优势、网络效应与可复制性，形成向全球推广的强大势能。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直播电商、智慧物流、在线协同、供应链金融等源自中国的创新实践，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借鉴的对象，构成了潜在的“事实标准”。
第二，技术创新突破形成“策源能力”，为规则引领提供硬核支撑。在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光伏风电、人工智能应用等赛道，中国企业已从跟跑转向并跑、领跑。技术上的局部领先，使中国企业能够率先提出技术架构、接口规范、算法框架、产品形态，进而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将标准优势转化为规则话语权。华为在5G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就是技术创新转化为规则影响力的典型例证。
第三，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形成“制度赋能”，为全球布局提供协同支撑。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数字中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制度型开放等国家战略，为企业参与全球规则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外交协同与平台载体。“国家战略引导 +领军企业实践”的协同模式，能够有效整合产学研用资源，形成标准推广、规则对接、能力建设的合力，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治理的独特优势。
外部机遇期，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重构。
第一，传统治理体系失灵与改革滞后，形成“制度供给赤字”。以WTO为代表的传统经贸治理机制，在应对数字贸易、数据流动、平台监管、碳边境税等新议题时步履维艰，争端解决机制受阻、谈判功能弱化、规则更新缓慢。全球治理出现的规则空白与治理失灵，为更加高效、包容、务实的新兴规则提供了成长空间。
第二，新兴领域出现大量“规则空白地带”，形成战略窗口期。在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数据产权与跨境流动、碳核算与绿色供应链、数字货币跨境结算、算法透明度、合成生物学监管等领域，全球尚未形成统一权威的规则体系。谁能率先提出技术可行、商业可持续、社会可接受、国际可认同的解决方案，谁就能抢占未来产业与全球治理的制高点。
第三，“全球南方”崛起形成“规则共鸣”，拓展合作新空间。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化、绿色化、工业化转型中，面临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与现实约束，它们更需要普惠、可负担、适配性强的规则方案，而非简单照搬西方模式。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的深耕实践，使其更能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更容易形成理念契合、利益兼容、风险共担的规则共识，为构建广泛包容的规则合作体系奠定基础。
路径之变：“四维一体”推进规则塑造的实践框架
从“规则接受者”转向“规则塑造者”，是一场涉及战略理念、组织能力、合规体系、国际协同的系统性变革。中国领军企业应立足自身优势，聚焦重点领域，构建“技术标准引领、平台生态驱动、绿色金融创新、多边联盟协同”四维一体的路径，稳步提升全球规则影响力。
以技术标准引领为核心支柱，把创新实力转化为规则话语权。技术标准是国际产业竞争的核心，也是全球规则最基础、最硬核的载体。企业参与规则塑造，首要路径是把技术创新优势转化为标准必要专利，把专利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话语权。一是强化前沿技术研发与知识产权布局，在6G（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新型储能、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领域提前布局，形成一批具有架构性、基础性的标准必要专利。二是深度参与ISO（国际标准化组织）、IEC（国际电工委员会）、ITU（国际电信联盟）、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等国际标准组织活动，积极承担工作组职务，主动提交技术提案、测试方案与框架建议，推动自主技术路线转化为国际通行规范。三是构建“专利+标准+生态”模式，不仅输出专利与技术，更输出架构思想与治理理念，从源头嵌入中国方案与发展理念。四是推动形成产业联盟与开源生态，通过产业链协同、产学研合作、跨行业协作，把单一企业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区域标准乃至国际标准。
以平台生态驱动为重要载体，把数字实践转化为治理范式。数字平台本身就是一套集交易、支付、信用、物流、数据治理、争议解决于一体的规则体系。平台出海的本质是规则与治理范式的输出。一是坚持尊重东道国主权、法律与监管要求，推进深度本地化，在数据主权、内容安全、用户权益、税收责任等方面严格合规。二是输出安全高效、普惠包容的数字基础设施方案，推动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移动支付、云计算、数字身份等互联互通，形成公平透明、非歧视、可衔接的数字贸易规则。三是发挥中国数字生态去中心化、普惠共享、中小企业友好等优势，打破传统贸易与支付体系的垄断格局，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更加均衡、多元、包容的新范式。四是建立平台内部合规与争议解决机制，推动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线上纠纷解决渠道，提升规则透明度与可预期性。
以绿色发展与金融创新为突破方向，把中国方案转化为全球共识。绿色发展是全球最大公约数，金融创新是规则重塑的关键支点，两大领域最容易形成国际共识、实现规则突破。在绿色规则领域，依托我国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推动电池护照、碳足迹核算、绿色供应链认证、循环利用标准、可再生能源消纳机制等规则国际化，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引导企业建立全生命周期碳管理体系，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提供可计算、可核查、可追溯的绿色方案。在金融规则领域，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等机制，探索高效、低成本、可监管、更具包容性的跨境结算方案，减少对单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依赖，提升贸易金融安全与效率。推动数字金融监管合作，构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投资者保护、数据合规等协同规则，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更安全、更普惠的新选择。
以多边联盟构建为基本路径，把单边实践上升为多边规则。规则塑造的最高形态是把个体经验转化为多边共识、把双边合作上升为国际机制。一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依托共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边框架，搭建标准协同、规则对话、能力建设平台。二是联合各国行业协会、智库、本土企业、国际组织，共同发起倡议、制定行为规范、提供公共产品，将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多边规则方案。三是加强能力建设与技术援助，通过人才培训、实验室共建、合规咨询、经验分享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规则对接与产业治理能力，在务实合作中凝聚规则认同。四是推动跨国企业、行业组织、标准机构之间的对话协作，增加规则交集、减少制度分歧，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供应链安全等领域形成更多国际共识。
现实挑战：规则塑造进程中的制约因素
中国领军企业从“规则接受者”迈向“规则塑造者”，仍面临多重外部约束与内部短板，需要保持清醒判断与战略定力。
一是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部分国家将技术、标准、供应链安全化、政治化，实施系统性遏制打压，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标准排斥等手段增加中国领军企业外部风险，干扰规则推广进程。二是国际信任赤字依然存在。国际社会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市场公平、合规透明度等方面仍存在误解与疑虑，构成规则输出的软性壁垒，需要通过长期行动与实践加以化解。三是全球治理能力存在短板。与国际一流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在国际规则谈判、跨文化沟通、多边机制运作、跨境法律应对等方面人才储备不足，规则思维与治理经验仍需提升。四是长短期目标平衡难度较大。规则塑造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短期内难以直接转化为商业收益，对中国领军企业超越短期利益、坚持长期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系统支撑：以法治与协同夯实规则塑造基础
应对挑战、实现平稳转型，必须强化法治保障、系统支撑与多方协同，形成企业发力、国家支持、社会助力的良好格局。
在国家层面，加快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强化国际经贸条约适用与争端解决能力，用法治方式坚定维护中国领军企业海外合法权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在多边框架下提出更加公正合理的规则方案，推动传统治理机制与时俱进，为中国领军企业参与规则塑造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国际环境。
在企业层面，加快构建全球合规体系，将合规要求嵌入研发、生产、销售、数据管理、供应链等全流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治理、商业伦理建设，以高标准合规与透明度赢得国际信任。建立专业规则研究与标准战略团队，提升国际谈判、跨文化沟通、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把规则塑造纳入长期发展战略。
在社会层面，推动产业界与法学界、智库、行业协会深度协同，加快培养懂产业、通法律、熟国际、善沟通的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与全球治理人才，为规则塑造提供持久智力支撑。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与理念传播，讲清楚中国企业的合规实践、贡献与愿景，增进理解、化解分歧、凝聚共识。
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塑造者”，不仅是中国领军企业全球化战略的重大升级，更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中国企业肩负着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共同发展的重要使命。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领军企业应以法治为根基、以创新为动力、以合作为桥梁，在技术标准、数字治理、绿色发展、金融创新等领域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通过坚定有序参与全球规则构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全球化的同时，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周海阳）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6年7月上（总第229期）法治新知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