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4日上午9点，田某诉某保险公司一案准时开庭。
乍一看，这是一起司空见惯的保险合同纠纷。2025年6月，田某参加保险公司组织的培训抽奖后，投保了某万能型保险。2026年1月，田某诉称投保时遭受欺诈，请求撤销保险合同，并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精神损害2000元。
身处审判席，我知道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
田某诉前已多次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单位反映问题，诉求未能得到解决，又诉诸法院。开庭当日，他一进法院大门就亮明了态度：“如果判决不如意，我不上诉，拿到判决书直接上访。”
田某是转业军人，20年前服役时因公致残。“军人”“伤残”，每一个词都牵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这些特殊身份要素一旦进入舆论场，极易引发舆情波动，后果难以预估。
“先组织调解吧。”我对法官助理小马说道。化解了矛盾，就能最大限度化解隐患，这是基层司法工作的共识。
保险公司此前已与田某有过沟通，爽快答应解除保险合同。我以为事态可以顺利平息，案子马上就能了结。没想到的是，我高兴得太早了，精神损害赔偿2000元，田某态度坚决，一分不让。
庭前调解未果，案件只能进入庭审。法庭调查阶段，双方依次陈述、举证、质证，仅证据材料质证环节，一上午都未能完成。
依据法律规定，在普通合同纠纷中，若未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田某为什么对此项诉求如此执着？更何况，他的委托代理人周律师是通过法考、经验丰富的专职律师，理应清楚相关法律规定。
中午休息时，我越想越不对劲，拨通了周律师的电话：“周律师，你能不能找找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类案判决？”
电话那头，周律师沉吟片刻，说道：“这背后是不是另有隐情？我再和田某仔细谈谈。”
下午开庭前，周律师终于找到了“背后的隐情”：此前在保险公司组织的抽奖活动中，田某中了1500元奖金，却分文没有收到。田某心生不满，于是要求“赔偿”——名目写成了“精神损害”，数额比奖金略高，究其根源，是为讨回公道。
我先严肃地向田某释明法理，指出其言论不当之处，然后当场拨通了保险公司负责人的电话，核实抽奖奖金事宜。对方当场表态，立即向上级汇报，妥善处理这个事情。
保险公司积极配合的态度，得到了田某的认可。他同意将奖金与保险合同分开处理，再给保险公司一段时间解决奖金问题。
当日下午3时许，双方在开庭之前达成协议：案涉保险合同于2026年3月4日解除；保险公司返还田某保险费50050元，约定于3月20日前付清。
签完调解协议，田某走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法官，给你添麻烦了。”
我笑了笑：“依法办案是我的职责。以后有事说事，别动不动就说上访。”
他点点头，转身离去。
望着他的背影，我深有感触：调解化解的不仅是一起纠纷，更是一个人心中的疙瘩。法官的坚守，从来不是与当事人较劲，而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情理之中，找到那个最能化解矛盾、抚平伤痕的平衡点。（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 黄志佳）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6年7月上（总第229期）履职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