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雄：拨开精神迷雾的司法鉴定人
法医精神病鉴定大概是司法鉴定中最特殊的一个门类，它要判断的往往不是“有”或“没有”，而是“真”与“假”之间的那条界线。在这个频频引起争议的法医学、精神病学和法学交叉领域，蔡伟雄已深耕近三十年，为司法公平正义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也悄然重塑着人们对法医精神病鉴定的认知。他率领团队年均完成鉴定1800例以上，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在精神病人行为能力量化评定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2023年，蔡伟雄入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法医精神病鉴定究竟做什么？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如何科学评定？面对装疯卖傻的犯罪嫌疑人，鉴定人又该如何拨开迷雾？
于细微处辨真伪：直击“外星人指使”疑云
“不是我杀的人！是外星人让我这么干的！”蔡伟雄第一次见到这位犯罪嫌疑人时，他手舞足蹈，“我能听到‘他们’说话，还能感觉到‘他们’用电波刺激我身体。”
多年前，在上海曾发生一起系列抢劫杀人案，嫌疑人落网后虽对作案事实供认不讳，却声称一切都是“外星人”。此人到底是精神失常，还是装疯卖傻？
要知道，嫌疑人在5年间多次实施抢劫、杀人，身背数条人命，他究竟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重担落在了蔡伟雄身上。
经过走访，蔡伟雄了解到，嫌疑人自称能和外星人沟通早已是邻里皆知，他的母亲还交给警方许多他打算寄往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信件。
“他可能存在妄想症，邻居证言和家属信件等迹象在某种程度上都在提示这一点，”蔡伟雄说，“但要想真正确认，必须进行现场鉴定，从他的言谈、行为、语气、表情等细节综合判断。”
经过交谈，蔡伟雄发现嫌疑人的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基本正常。“和你说话的外星人从哪来？”“不知道。”回答没有迟疑，蔡伟雄认为这是未经思考的无意识回答，嫌疑人能听到“外星人”讲话是具有一定可信性的，但仍旧不能就此下定结论。蔡伟雄决定进一步追问，“外星人怎么给你下指令呢？”，嫌疑人开始详细描述电波刺激身体穴位的过程，说着说着，洋洋自得意起来：“外星人的电波很烦人，但我从来不轻易按照这些指令做事。哪能那么容易受他们摆布？”
正是这句“哪能那么容易受他们摆布”成为关键突破口。结合其每次作案所呈现出的缜密预谋准备与反侦察措施，受外星人指使的说辞不攻自破。
经过系统精神检查和严谨的法学要件分析，鉴定团队认定：该犯罪嫌疑人虽存在一定的幻听、幻触和妄想症，但上述症状与作案行为并无关联，不影响其对作案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应评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这一鉴定意见为案件准确定性提供了关键依据，最终被法院依法采纳。
于无人处辟新路：实现司法鉴定行业标准化
蔡伟雄于2001年毕业于中南大学，获得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长期从事法医精神病学科研、鉴定及教育培训工作。现为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法医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任法医师。兼任中国法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医学会法医精神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司法鉴定协会法医精神鉴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司法鉴定专家库专家等。
蔡伟雄长期致力于精神病人行为能力标准化评定、暴力危险性评估与预测、诈伤诈病法医学鉴定技术等方面科学研究，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司法部项目4项，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编专著3部、参编专著20多部。他在精神病人行为能力量化评定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研究成果被国内法医精神病鉴定领域广泛应用，极大提升了法医精神病鉴定的一致性与科学性。
蔡伟雄牵头研制《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检查规范》等多项鉴定标准和技术规范，实现了法医精神病鉴定标准建设方面从无到有进而形成体系的突破，为法医精神病鉴定的规范化、标准化奠定了制度基石。
于疑难处见真章：撑起司法公正的“天平”
“你到底给不给钱？”2011年浦东机场，留日学生汪某拦住前来接机的母亲顾某开口索要生活费，面对儿子的冷漠和叛逆，顾某心里既失落又心寒，一气之下无力地回答，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见要不到钱，汪某突然取出水果刀捅向母亲，刀起刀落整整八刀，之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顾某重伤倒地，多亏一名外籍乘客的及时施救为抢救争取了关键时间，才侥幸脱险。事后，汪某被机场民警当场抓获。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若仅从行为后果来看，这无疑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故意伤害案。然而，一个23岁的大学生，仅仅因为留学费用问题被拒，就对自己的母亲痛下杀手？这显然不合常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极端的行为？
警方调查发现汪某近两年时有行为异常，常与人莫名发生冲突，走路时也会无故大喊大叫，多次说回来要做手术，因为耳朵里被人安装了东西，有人一直在说他的坏话。综合种种迹象，警方怀疑汪某可能存在精神障碍，遂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汪某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
蔡伟雄和鉴定小组成员深知，这一鉴定结论将直接决定案件的性质走向。如果汪某被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将不负刑事责任；如果被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则可能面临重刑，鉴定工作必须慎之又慎。
蔡伟雄带领鉴定小组详细审阅了全部卷宗材料，开展了针对性鉴定调查。为提升评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鉴定采用了标准化责任能力评定方法进行综合评定。结果显示，汪某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到明显削弱。综合分析后，鉴定意见认为其具备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法院最终判处汪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
这些案件社会影响重大，常将法医精神病鉴定置于舆论焦点，而诸如“宛平南路600号”这类的精神障碍议题的娱乐化，既折射社会心理觉醒，也带来认知偏差。对此，蔡伟雄认为，“这种变化有积极的一面，有助于减少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偏见，但如果过度娱乐化，也容易让公众误以为患有精神病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法医精神病鉴定不仅要判断当事人是否真正患有精神病，更要分析疾病是否影响其实施犯罪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两者不能画等号。”
他坦言，网络传播使一些人更容易接触和模仿精神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识别为伪装精神障碍的难度。同时，公众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提升，也让更多既往病史和诊疗资料得以保存，为司法鉴定提供了更完整的客观依据。
作为行业领军者，蔡伟雄切实推动我国司法鉴定标准化体系落地完善，审慎对待每一起鉴定案件，也是全国万千司法鉴定人的生动缩影。在更开放的话语环境中，蔡伟雄的态度坚定而清醒：“社会关注越高，我们越要坚持科学、严谨、客观、公正，把每一份鉴定意见都做扎实，经得起公众、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撰稿 范任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