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张建军，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我们已是多年的故交。
初识建军，是在多年前的一次偶然。彼时，他是盐城市二院疼痛科主任。席间话少，衣着朴素，眉宇间透着儒雅与谦逊，话锋却爽直大方，像极了邻家那位沉稳而亲切的大哥——虽然他实则比我年轻许多。席间互加微信，方知其虽在壮年，早已学有所成，医学硕士科班出身，在业内声名渐起。
身为一名靠码字生活的媒体人，职业的敏感让我数次动念为他写篇专访。无奈每次相聚，建军极少谈及自己，更多是以恰到好处的辞令褒扬他人。零星片段，终究拼不成一幅完整的肖像。直到前不久，他的一位中学老师朱文干先生因锁骨损伤，经他手术迅速痊愈，老师便主动提议由他说服建军接受采访，这才有了成行的契机。
七月的盐城，热浪蒸腾。采访当日，建军说上午有一台手术，地点在他另一个医疗点——大丰市第三人民医院疼痛科。车沿盐丰快速路一路奔驰，不足一小时便抵医院。
办公室不大，一张普通桌上搁着一台普通电脑，四壁素白，只贴着几张医院管理制度，再无多余装饰。与许多科室主任办公室里层层叠叠的锦旗墙相比，反差鲜明。我正暗自诧异，建军却似看穿了我的心思：“我不喜欢锦旗，也不准患者送锦旗。即便家属非要送来，我也让同事搁在墙角的篓子里，集中处理掉。”语气果断，干脆利落。那一刻，我看到了他温厚之外的另一面——一种对职业近乎严苛的谨慎与敬畏。
采访终究又被婉拒，但他那番关于锦旗的直言，何尝不是一次更深刻的“采访”？
在当下的医疗生态里，“锦旗”几乎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标配”——手术成功了送一面，医生尽心尽力了写一封感谢信。久而久之，这份本该发自内心的感激，竟在某些场合悄然异化为一种“人情规矩”，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表谢意，不如此便显得“不懂事”。而建军却以一种近乎“不合时宜”的决绝，打破了这套默契。
锦旗被拒收，细想之下，此举令人肃然起敬。
许多医院的走廊里，锦旗挂得满满当当，几乎成了荣誉的陈列馆。有的科室甚至以锦旗多寡论英雄，以感谢信多少评先进。不能说这些荣誉皆非真实，但当荣誉沦为“业绩指标”，当锦旗从患者的真情流露变成科室的“面子工程”，其本真的分量便已打了折扣。建军的选择，恰是对这种“荣誉通胀”的清醒抵制。他不是不需要认可，而是深知：医者的最高荣誉，不在墙上，而在心里；不在锦旗的烫金文字里，而在患者康复后的笑靥中。
拒收红包，是底线；拒收锦旗，是境界。
在“以人为本、健康惠民”的当下，红包之拒，许多医生都能做到——或出于职业操守，或囿于规章制度。但锦旗之拒，却需要更大的定力。毕竟锦旗不涉金钱，不触红线，收下既无违规之虞，又有扬名之效，何乐而不为？可建军偏偏选择“不乐”。因为他明白，锦旗一旦挂上墙，便可能给后来的患者造成无形的压力——“别人都送了，我不送是否不合适？”久而久之，感激变成了负担，荣誉变成了枷锁。于是他便把锦旗挪到墙角，放进篓子，从“可见的墙面”挪回“心底”。
让锦旗蒙尘，不是对患者感恩之情的漠视，而是对医者本分的坚守。在建军看来，治好病、解好痛，便是给患者最好的交代，无须额外的“凭证”。患者康复后轻松走出医院的背影，比任何一面锦旗都更有分量；患者那句朴素的“谢谢”，比任何烫金的文字都更动人。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锦旗蒙尘，医德闪光。这，无疑是医者最高的荣誉。写下这些文字时，天光初透。推开窗，林子里的蝉声正鼓噪得急，反倒衬出周遭一片幽静——恰似“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时令已近立秋，串场河的河风穿过窗棂拂在脸上，竟带了几分初秋的微凉，让人恍然觉出时节的流转，以及生活本身的妥帖与安然。（作者：朱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