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评历代奇案
他是东晋名士，官至宰相，性情宽厚，清正廉洁。大将军王敦举兵叛乱，他挺身勤王，还执言力保王敦堂兄王导全家。可他最终却被王敦以“勾结逆党”的罪名杀害。行刑前，王导本可救他，却因不知内情而一言不发。事后追悔莫及，留下千古名言：“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他就是东晋初年的宰相周顗。
宽厚名士
周顗生于公元269年，字伯仁，东晋汝南郡安成县（今河南省汝南县）人，其父为西晋安东将军周浚。他年少便有声誉，神采俊秀。司徒掾贲嵩惊叹其“必将重振风雅，清我邦族”。
周顗性情宽厚，气度极佳。其弟周嵩曾借酒撒泼：“你才能不如我，成名不过是侥幸！”还向他扔火烛。他神色不变，笑对周嵩：“居然用火攻，实在是下策啊。”
堂弟周穆也想凌驾、折辱于他，周顗同样淡然处之，毫不计较。
时人因这些事情更加敬重他。
19岁时，周顗袭爵武城侯，历任秘书郎、吏部郎等职。有人曾对他说：“大家都把你比作清谈领袖乐广。”周顗自谦：“我怎敢高攀？这岂不是把丑女无盐画成美女西施吗？”
因酒获罪
周顗虽享有盛誉，但嗜酒如命。
他曾跟随时为琅玡王的司马睿南渡长江，身兼要职，颇得赏识。建兴五年（317年）4月，司马睿称帝建立东晋，史称晋元帝。周顗任吏部尚书，可谓位高权重。后有旧友从中原来江南拜访周顗，他喜出望外，和好友一齐欢饮了足足两石美酒，却不慎导致其友醉死。周顗因此被弹劾罢官，以平民身份领职。后又因门生伤人受到牵连，被彻底免官。直到晋元帝下诏称太子司马绍应有良臣相辅、严师教育，他才迁任太子少傅、吏部尚书。
后来，周顗升任尚书左仆射，并接替戴渊加任护军将军。尚书纪瞻置酒宴请周顗和宰相王导等人，周顗又酒醉失态，被有司参奏，元帝下诏赦免。时人因此戏称其为一月三醉的“三日仆射”。
一次，晋元帝在西堂宴请群臣，酒兴正浓时说：“今日名臣共聚，和尧舜时代相比如何？”周顗借着酒意大声道：“主上虽是人君，但怎能和尧舜相比！”
晋元帝闻言大怒，立即站起身要杀他，又亲笔下诏令廷尉处理此事。周顗被关入大狱数天后，才被元帝下诏赦免。
出狱后，友人纷纷去看望他。周顗笑说：“我早料到，不至于死。”
血溅冤成
周顗年轻时就曾与王敦交恶。
“八王之乱”导致北方战乱频仍，周顗随当时还未称帝的琅玡王司马睿南渡长江，出任宁远将军、荆州刺史，却撞见流民傅密与杜弢等里应外合，祸乱荆州。他侥幸逃至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投奔大将军王敦。
当时王敦位高权重，都督六州诸军事。其军司戴邈说：“周顗虽败，但无统军失职过错；他德高望重，应助他回去复职。”但王敦不听。
之后，司马睿任命周顗为扬威将军、兖州刺史，周顗才离开王敦，重回建康。
王敦和堂弟王导一同辅佐司马睿称帝建立东晋，长期手握重兵、干涉朝政，早已暗生谋逆之心。晋元帝担忧其势力过强，遂重用刘隗、刁协，推行所谓“崇上抑下、排抑豪强”的“刻碎之政”。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诛刘隗、清君侧”为名，举兵从武昌直扑建康。危急时刻，温峤问周顗：“大将军似有明确目标，应该不会滥杀无辜？”周顗厉声斥道：“你太过年轻！君主不是尧舜，怎能无过！臣子怎能因此就兴兵胁迫君主！王敦刚愎残忍，目无君上，他的野心又岂会有止境！”
晋元帝命周顗、戴渊等率六军平叛，又命刁协督战。刘隗劝晋元帝将王敦家族满门抄斩，其堂弟王导率家人请罪，恳求正要进宫的周顗：“我们家百余人的性命全靠你了！”周顗目不斜视，径自入宫向晋元帝进言，王导忠君爱国，不可错杀忠良。晋元帝采纳意见并赐酒于他。周顗饮酒后出宫，见王导仍跪于门前，他却毫不理会。王导连喊周顗的字“伯仁”，周顗仍不理睬，只对左右说：“杀了这帮贼子，可得个斗大的金印。”但他回家后，又上书力主王导不可杀。
王导对此毫不知情。
王敦叛军势如破竹，刁协逃至江乘被杀，刘隗则奔至后赵。护军长史郝嘏等人劝周顗避祸，周顗答道：“朝廷丧乱致败，我身为大臣，怎能投身草泽为盗，或投奔胡人越人求活呢？”
建康随后陷落，王敦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晋元帝被迫“脱戎衣，著朝服”去见王敦：“你若想称帝，我退位去当琅玡王便是，何必殃及百姓？”王敦闻言，倒未杀晋元帝，而是自封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王敦见到王导后，称周顗、戴渊“德高望重，人心所系，应当位列三司”，王导沉默不语。王敦再问：“就算不列三司，也该任仆射？”王导依旧不言。王敦又道：“若不能用，只能处死了。”
《晋书·戴若思列传》记载，王敦的参军吕猗曾为台郎，有刀笔才，善于逢迎，戴渊任尚书时便厌恶其为人。吕猗因此劝王敦：“周顗、戴渊都有盛名，可以惑众；若不除去，恐怕有后患。”王敦深以为然，又素来忌惮两人，遂立即派人抓捕戴渊，并借皇帝之名召见周顗，斥责道：“你辜负了我！”
周顗说：“你率兵犯上，我率六军抵抗，却未能成功。这才是我辜负您的地方。”王敦被周顗正气震慑，无言以对。
不久，周顗与戴渊一起被捕，罪名是勾结逆党。路过太庙时，周顗大喊：“贼臣王敦颠覆社稷，枉杀忠臣，凌虐天下。神灵有知，当速杀王敦，不要令其祸害王室！”话没说完，即被左右押官以戟刺嘴，血流满地。但他神色不变，举止自若，围观群众纷纷落泪。
周顗最后在石头城南门外被杀，时年53岁。
王敦之乱平定后，王导到宫中查看奏折，看到了周顗力保自己的折文，言辞恳切真挚。王导看后悲不自胜：“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王敦死后，朝廷追赠周顗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号“康”。
强加之罪
周顗性情宽和，清正廉洁，虽有嗜酒失礼之亏，但在大事大节面前，毫不含糊，挺身而出。他勇于直言劝谏，率兵对抗叛乱；他的德行被时人所称颂。其勤王兵败后被王敦强加“勾结逆党”罪名杀害，死得悲壮、从容。
《晋书·刑法志》记载，司马炎称帝后，制定《新律》（即泰始律），将前代分散的告发、弹劾、登闻鼓、逮捕等规定编成《告劾律》；将关押囚犯、审讯、判决案件和案件定谳、上报、报谳等规定分成《系讯律》《断狱律》。而且廷尉刘颂主张罪刑法定，受到司马炎认可。应当说，《泰始律》对犯罪的控告、逮捕、审理、关押等是有明确规定的，罪刑法定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遵守。
但到了晋惠帝时期，“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
东晋沿袭《泰始律》，对犯罪尤其是重臣的逮捕、审判、定罪、执行，有严格程序。但王敦对晋元帝都敢举兵相向，何论勤王兵败的周顗。故其以勾结逆党的罪名将周顗处死，实际上是深受王导等人的错误影响，认为周顗德高望重却不为其用，不杀他会反被其举众所害。其所谓的勾结逆党，无非是说周顗忠诚于晋元帝，与晋元帝信任的刘隗等人友善，没有和他王敦一起反叛而已。其强加之罪实为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故《晋书》认为：“周顗为人端方正直，敢于直言，甘愿赴死以保全节操，竭尽忠诚。周顗因酒德不佳等事受到批评，但《礼记》说‘瑕不掩瑜’，这点缺点不足以掩盖其美好品质。”
正是：借酒谏君表初衷，统军平逆力殚穷。性情宽厚浑无悔，救死方惊事后翁。青史几行凝血泪，残碑无字没蒿蓬。千秋谁解周公罪，大江声咽问苍穹。
（何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