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治网四川讯 来到四川省武胜县街子镇法庭已经一年零六个月了，我曾以为法官助理的工作是卷宗堆里的字斟句酌，是庭审现场的默默旁听。当真正走上这个岗位时，我慢慢读懂了“司法为民”这四个字背后的重量与温度。
2025年的冬天，我跟随陈巧巧法官接手了李大爷与刘大妈的健康权纠纷一案。起初，我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侵权赔偿案，走完流程即可，没想到它成了我职业生涯的一堂“温情司法课”。
初判：冰冷的电话与偏见的围墙
接到案子的第一天，我根据起诉书上的电话号码联系李大爷的儿子。电话那头，是毫不掩饰的冷漠：“他的事自己解决，别再打来。”电话被匆匆挂断时，我心里已筑起一道墙：连亲生子女都不愿管的老人，肯定有点啥问题。辗转联系上村支书，得知李大爷在家。当我们赶去他家书面送达时，却扑了个空。最终，在村支书的见证下，我们依法将起诉状等材料张贴在他家门上。
次日，李大爷闯进了街子法庭。他身材瘦小，头发花白，衣服上还沾着泥土，一进来便挥舞着起诉书大声质问：“你们法院凭啥乱办案！我抽自己田里的水，还要赔钱？”
原来，李大爷和刘大妈是同村村民，二人共用了一块田。李大爷将这块田里的水私自抽到自家另一块田里时被刘大妈阻止，双方在争执过程中，李大爷将刘大妈推倒以致其摔伤住院，后二人因医药费的赔偿问题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刘大妈遂将其诉至武胜县法院街子法庭。
我大声解释起诉事由和开庭时间，他却侧耳皱眉：“你说啥？我听不见！你们就是为难我老头子！”重复三遍，他仍一脸抵触，丢下一句“开庭我死也不来”便骂骂咧咧离开了。看着李大爷的背影，我满心烦躁：沟通如此难，案子如何推进？他是不是装聋作哑，故意耍赖？
我将情况汇报给陈法官，她只是平静地说：“得去现场看看。”
消结：整洁的院落与消失的偏见
三天后，我们来到李大爷家。院子干干净净，鸡鸭圈收拾得整齐，屋里家具简朴却井然有序。这和我想象中“邋遢难缠”的形象截然不同。
在事发的田坎上，陈法官蹲着查看水田，凑近他耳边提高音量问话。李大爷听不清，便用手势笨拙地比划。李大爷的租户小王悄悄告诉我们：“大爷人挺好，是个热心肠，就是耳背，跟邻居沟通不上便处不好。”听完这话，我看着老人佝偻引路的背影，心中的偏见开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同情。他的抵触或许并非源于恶意，而是听力障碍带来的误解。
风波：跪下的指控与蹲下的身躯
开庭当天，李大爷竟然到场了。可庭审过程依旧艰难，沟通依然靠“吼”。李大爷答非所问，情绪激动。休庭后，惊人的一幕发生了：他突然朝着陈法官跪下，喊道：“法官！你不能偏心！我知道你收了刘大妈的钱，故意帮她说话！我宁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
空气瞬间凝固，听到李大爷抹黑的话，站在一旁的我已经有些生气了。但陈法官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上前，双手用力扶住他的胳膊，顺势蹲了下来，目光与他齐平。“大爷，我们办案从不私下收当事人的一分一毫。去您家那天，收过您钱吗？”她就这样蹲着，一遍遍解释，直到老人情绪平复。那一刻，我看见的不是法官的权威，而是平等蹲下的身躯里承载的耐心与担当。
第二天一早，李大爷又来了，愤怒地说遍了“作伪证”的邻居。我的耐心再次被消磨，陈法官却沉思道：“他听不清，别人的话容易误解，证人证言的内容他大概率也没弄明白。咱们不能怪他，得找个能让他‘听清’的办法。”
破壁：一副耳机，接通两个世界
“给他配助听器？”我十分诧异，“这超出工作范围了吧？”
陈法官说道：“这起案件涉及听力障碍的老年当事人，保障他的诉讼权利、确保庭审顺利是司法职责所在，必须主动协调医疗资源来克服沟通难题。”
第三天，我们以“看证据”为由再次来到李大爷家，带他去了医院。
去往县城的路上，我试着跟李大爷聊天，沟通依旧困难，但在只言片语中了解到大爷的老伴已去世十多年，其又同三个子女很少来往的情况。“现在我八十多了，身体还行，种的够自己吃。”他低声说道。
到了医院，检查结果令人沮丧：重度听力障碍，普通助听器效果有限。就在我心沉之际，陈法官仍在恳切地与医生沟通。最终，我们临时借用了一副特殊的大功率耳机戴在了老人耳上。
“大爷，现在能听清吗？”陈法官用平常音量问。
李大爷愣住了，眼里蓦地闪过一道光：“能！能听清！”他用力点头。
陈法官趁热打铁，逐一向李大爷解答了他的疑惑“虽然你不是街子镇居民，但现在武胜所有涉及老年人和未成年的案子都由街子法庭专门审理……”“你这个案件目前只是开庭，还没有结果，至于你赔不赔钱，赔多少钱要等法院的判决……我们也没有收刘大妈的钱……”老人静静聆听，不断点头，脸上的激动与愤怒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平和与理解。
回程路上，他主动聊起年轻时的事，脸上带着笑容。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他脸上，我忽然觉得，这个有重度听力障碍多年的老人，其实一直渴望被理解、被倾听。只是听力的障碍让他隔绝了与世界的联系，而陈法官用看似“超出职责”的举动，敲开了他的心门。也让我第一次“听清”：司法的温度，是去倾听那沉默背后的呐喊。
领悟：“关怀版”判决书与放下的心
法院最终判决李大爷赔偿刘大妈4500元。考虑到他视力不佳，陈法官让我打印了大字体、大页面版的“关怀版”判决书，亲自送达并解释。这一次，李大爷没有抵触，平静接过判决书说会联系子女帮忙给钱。
案件落幕，我的内心却波澜未平。我曾以为正义仅存于精准的法条与严谨的程序中。但陈法官用行动为我揭示：基层办案，不能只站在“办案者”角度推进程序，更要站在当事人立场，读懂他们的困境；不能只盯着案卷文字，更要走到现场摸清实情，用真诚换信任；面对误解与抹黑，不计较、不敷衍，而是换位思考找根源；哪怕是配助听器、打印大字号判决书这样的细节，都能成为化解矛盾的钥匙。
此后，我愿带着这份领悟前行，不仅做程序的遵循者，更努力成为如陈法官那般，能传递理解与温情的司法守护者。因为我们所办的，从来不只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生。
（余双双、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