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这东西，说轻也轻，说重也重。轻时不过三千烦恼丝，随手便能剪去；重时竟能关乎身家性命，在历史的长河里翻起血浪。“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几个字背后，是清初多少男儿的生死抉择，一道剃发令，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千年古训，生生扭成了“金钱鼠尾，方为新朝子民”的强权规训，头发从此不再只是头发，它成了风向标，成了生死状。三百年后，同样的辫子，又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被视为腐朽的象征，必欲剪之而后快，历史的指针一转，头发的倒向便换了人间。
现代人对头发已经没有赋予那么多的含义了，更多彰显的是个性和审美，剪什么样式，怎么剪头纯粹是个人的事儿了。
我关于头发的最初记忆，是关于父亲那把“工”字牌推子的，七十年代末80年代初，工厂的筒子楼里，日子要算计着过，父亲有一把理发推子，用油纸仔细包着，收在工具箱里，每隔一段时间，他会拿出来，在推齿间点上几滴缝纫机油，反复开合几次，让油渗进去，那“咔哒、咔哒”的声音，就是理发的序曲。
星期天午后，阳光斜照进父亲那间狭小的屋子，我和弟弟轮流坐在那张吃饭用的木凳上，脖子上围着洗得发白的布单，父亲的手轻轻按住我的头顶，温热又柔软，推子贴上后颈，缓缓上行，起先是生涩的，齿刃咬住头发，一顿一顿的，我忍不住缩脖子，父亲就停下：“不要动。”他调整着角度，再推，这回顺畅多了，“咔哒咔哒”的声音均匀地响起来，黑色的碎发簌簌落下，在阳光里飞舞，闪闪发亮。
父亲只会剪一种发型，就是那种短短的平头，说是平头，其实几乎是贴着头皮的光头，没有式样，没有层次，短便是唯一的标准，那把推子在我头顶游走了好些年，我从未在意过自己是什么发型，只知道每次剪完，后颈凉飕飕的，用手一摸，硬茬茬的。
真正见识头发的“讲究”，是在1982年的那个夏天，我和几个过了预考线的同乡进城参加正式的中考，我们住在涪陵县城的人民旅社，七月天的两江汇合之城，酷热难当，头发疯长，刺得脖子发痒，在住进旅社的当天下午，我看见旅社前的那家国营理发店，忽然生出一个念头，何不进去试试？仿佛剪个头发，就能证明什么似的。在此之前，我的头发都是父亲用推子解决的，一个“近乎光头的平头”，就是全部的发型史，此刻站在理发店外，我竟有些踌躇，又有些兴奋——像是要完成某种成人的仪式。推开门，一股肥皂和洗发膏的气味扑面而来，几把大椅子静静立着，一位端正美丽的女理发师在扫地，抬头看了我一眼：“剪头唛？”“嗯。”我的声音有点干，坐上椅子，雪白的围布“哗”地抖开，系上脖颈，勒得有点紧，镜子里的少年面色发红，热汗直流，嘴唇不自觉地抿着——似乎中考前的另一场考试。“怎么剪？”她拿起剪子。“……短点就行。”我下意识说了父亲常说的话。“短点是什么样式？”她笑了，眼角堆起细密慈祥的纹路，我语塞了，在父亲那里，从来没有“样式”的选择，“短”就是唯一的答案，她见我不答，也不再问，剪子已“咔哒咔哒”响起，那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触感——冰凉，利落，带着不容置疑的专业，剪子贴着耳廓游走，我闭上眼睛，感受着头发被陌生的手摆弄，就像交出去的考卷，命运已不在自己手中。“分头往哪边偏？”她突然问。我睁开眼，镜子里，她用梳子挑起我额前一缕头发，悬在空中。“什么？”“头发往哪边分？左边还是右边？”我愣住了，这个问题完全超出了我的经验，在父亲手下，所有头发都平等地伸向四面八方，无所谓方向，我看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胡乱答道：“左边吧。”她手上的梳子顿了一下，熟练的动作也迟缓了一下，“左边”？她又问，“左边！”少年的固执在那一刻毫无来由地涌上来，也许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茫然，也许只是为了证明，至少在这件小事上，我可以自己做主。她不再说话，梳齿划过头皮，一道清晰的白线从右侧额角斜斜生出，接着，她打开一个小铁盒，挖出一团透明膏体，在掌心搓匀，抹上我的头发——那是发胶，凉，黏，带着刺鼻的香气，与店里原本的肥皂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气息。
走出理发店，下午的太阳明晃晃的，晃得人睁不开眼，我感到头顶异常沉重、僵硬，仿佛顶着一块湿透的瓦，走在回旅社的短短路程，我不自觉地开始观察每个人的头顶——果然，几乎所有分头的人，头发都顺从地从左倒向右，只有我，那缕头发顽固地逆流而上——从右倒向左，在发胶的固定下形成一个不驯服的弧度。回到住处，同乡们看着我，先是一愣，随后都笑起来。有人说：“你这是……要重新做人啊？”我也跟着笑，心里却有种说不清的滋味。那个顶着逆分头、头发被发胶涂得亮晶晶的少年，在1982年涪陵的夏天，就这样懵懂地完成了一次稚嫩的宣告，中考结束了，童年似乎也要结束了，而头发，第一次成了某种选择的见证。
到成都工作后，单位后来有了理发室，理发师是个手艺精湛细致的小伙子，小伙子理发很周到，水温要问，力度要问，剪完后还要为你按按肩膀，仔细地帮你掸去衣领上的碎发，他热情，从天气聊到工作，从新闻聊到家常，他的手艺是好的，态度是谦恭的，可我却渐渐不自在起来——那种过分的周全，让我觉得自己像个需要小心伺候的客人，每次理发，都像完成一场体面的应酬。于是，我开始走进巷子里的理发店，巷子有三家理发店，我常去的两家，一家姓郭，一家姓王，一个50来岁，一个30多岁，都是两张椅子，一面镜子，洗剪吹一个25块，一个30块。我先去的是郭师傅家，推门进去，郭师傅正在给老人修面，抬头笑笑：“坐，马上好。”没有多余的话，轮到我了，她问：“怎么剪？”“短点就行。”推子便吱吱响起，她话不多，眼神只在头发和推子间游移，洗头时水淌进耳朵，她“哎哟”一声，忙用毛巾擦，倒弄得我不好意思了。郭师傅那儿老顾客多，有时忙不过来，我也去小王师傅家，小王师傅是美容美发学校科班毕业的，干净利落，手艺精湛，每次剪发基本不用多说话，又快又好。在这些巷子里的小店，我找到了久违的松弛，不用想着怎么接话，不用在意姿态是否得体，可以闭目养神，可以答非所问，可以什么也不想，就安静地坐一会儿。后来机关理发室的小伙子在食堂遇到我，小心地问：“是我们哪里没做好吗？”我连忙摆手，但真正的理由说不出口——我只是想在剪头发时能喘口气，能不当那个需要周全礼数的“单位人”，我就只是个想剪短头发的人。
历史的大风大浪里，头发是飘摇的旗，生活的小溪慢淌中，头发是沉默的尺，它每月长那么一点，不急不缓，黑转灰，灰转白，密变疏——它是最诚实的日记，一笔一画写着光阴。我有时还会想起那些场景，父亲推子那顿挫的“咔哒”声，那是童年最安稳的节拍，1982年夏天涪陵城里的那个下午，女理发师愣住的神情，和那逆流而上的涂满发胶的头发——那是少年与世界的第一次笨拙对话。
在一个寻常的午后，我又走进巷子里的理发店，发屑轻轻飞舞，在阳光里闪闪发亮。
（作者：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 彭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