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司法人员渎职犯罪“同案不同立”现象，本文指出当前立案追诉标准存在“恶劣社会影响”认定弹性大、重大损失与危害结果关系不清以及规范术语内部冲突等问题。这导致检察侦查权在实践中面临适用困境，影响司法公正与统一。为此，文章建议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明确“恶劣社会影响”的刚性认定要素，厘清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罪过区分标准，并统一规范表述以衔接立案与量刑，从而锻造更为精准、可操作的立案标尺。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办公楼（吴维翔 摄）
近日，两起看似情节相似的司法工作人员渎职案件，却在不同地区的检察机关得到了不同的处理：一起因办案法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关键证据未被采信，最终引发当事人长期上访并酿成网络舆情，被以“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立案侦查；另一起是因司法人员违规操作，给案件当事人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但因未引发广泛舆论关注，在是否达到“重大损失”的标准上存在争议，立案进程一度停滞。
这种“同案不同立”的现象并非孤例。在检察侦查办案一线，立案追诉标准规定过于笼统、表述偏于主观、实践中认识不一、分歧较大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为这把关乎司法公正的“立案标尺”刻上更精准的刻度，避免检察侦查权在“用”与“不用”之间陷入两难，成为亟待破解的实践课题。
聚焦核心：特定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尺”是什么？
制定检察机关对14类特定职务犯罪立案侦查规定，其核心原意在于强化对司法权力的“异体监督”，确保司法肌体健康。这14类犯罪覆盖了从侦查、审判到执行等司法活动的全链条，其侵犯的利益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如刑讯逼供；二是损害司法公正，如徇私枉法；三是妨害刑罚执行，如徇私舞弊减刑、假释。
这类案件的侦查有两个鲜明特性：一是管辖范围特定，仅限于法律明确规定的14类；二是侦查对象单一，必须是利用司法职权实施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员。这决定了其立案追诉标准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重要性。
那么，启动侦查的“标尺”究竟何在？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立案标准》），及“两高”2012年公布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渎职解释》）。这些标准采用“数额+情节”的模式，试图将抽象的法律条文具体化。
从法律属性看，这把“标尺”横跨实体与程序。在实体上，它将刑法中“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等模糊表述，转化为相对具体的判断依据（刘计划：《侦查监督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在程序上，它直接连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立案条件，为检察官决定“立”还是“不立”提供了关键证据收集与审查指引。
目前的规范体系呈现出“三层级、多维度”的特点，并在实践中表现出三大优势：一是对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危害后果尽可能量化；二是对伪造证据、枉法裁判等具体行为方式进行了列举；三是考虑侦查、审判、执行等不同环节的特点，制定了有所侧重的标准。
实践困境：三把“模糊标尺”如何量出公正？
尽管规范体系看似完备，但司法实践的复杂性，让几把关键的“标尺”变得模糊不清，直接影响了标准的统一适用。
首先，是“恶劣社会影响”这把“软尺子”弹性过大。 作为渎职犯罪常见的立案情节，“恶劣社会影响”的表述本身具有主观性，导致实践中出现两种极端理解（商凤廷：《渎职罪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司法认定》，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一种是将它宽泛地等同于任何非物质损失，忽略了其必须面向“社会”、影响“公众”的属性。另一种是狭隘地将其与“媒体报道”“群众上访”画等号，认为没上新闻、没闹起来，就不算“恶劣社会影响”。这导致一些实质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破坏社会管理秩序，但未引发舆论风暴的案件，可能被挡在刑事追诉门外，而一些舆情汹涌但实质危害有限的行为，又可能被不当升格为犯罪处理（任磊：《渎职犯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准确理解与把握》，载《中国检察官》2025年第7期）。
其次，是“重大损失”与“危害结果”的关系纠缠不清。 这直接关系到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准确区分。实践中，部分办案人员对两者关系认识模糊，导致定罪随意。例如，将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的滥用职权行为，错误地以玩忽职守罪（过失犯罪）处理；或者对因果关系把握不准，造成不当入罪。
理论界对此也存在分歧。“等同说”认为，“重大损失”本身就是危害结果，行为人对它的主观心态决定罪过形式。“区分说”则认为，危害结果特指对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管理活动的侵害，而“重大损失”（如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仅是表明这种侵害达到了犯罪程度的一种量化体现。
最后，是“重特大案件标准”与刑法术语存在“语言冲突”。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以下简称《重特大案件标准》），用“重大案件”“特大案件”来划分案件层级，并规定了相应的人员伤亡或经济损失数额。然而，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对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情节加重的表述是“情节特别严重”。《渎职解释》虽对“情节特别严重”进行了量化，但其具体标准又与20多年前的《重特大案件标准》不一致。
这种概念和标准的“打架”，会造成实务中的尴尬。例如，一起滥用职权致2人死亡的案件，按照《重特大案件标准》可能构成“重大案件”，但按《渎职解释》却可能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若检察机关以“重大案件”标准立案，法院在量刑时，由于缺乏对应的“情节特别严重”认定，只能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基本档内量刑，这就可能导致立案追诉与最终刑罚的严重脱节，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改革路径：如何锻造一把更精准的“司法标尺”？
面对实践困境，亟须从规范层面进行精细化完善，为检察侦查提供更清晰、可操作的指引。
针对“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必须从“弹性”走向“刚性”。 解决之道在于通过发布权威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明确其核心要素、具体情形和负面清单。
其核心要素至少应包括三点：一是公共性，即侵害对象须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非特定个人。例如，超期羁押某个嫌疑人，更多是侵犯特定人身自由，一般不宜直接套用“恶劣社会影响”，可考虑其他条款。二是实质性，必须造成对司法公信力、社会秩序等客观、现实的损害，而非仅是人们的主观负面评价。三是关联性，损害结果必须与渎职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不能将第三方因素（如媒体误报）引发的舆情简单归责。
在具体情形上，可将实践经验予以列举式明确，如严重损害国家司法形象、导致政府公信力大幅下降的；致使黑恶势力坐大、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秩序的；放纵犯罪分子继续危害社会、造成公共安全风险的；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影响民族团结的，等等（参见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林区分院课题组相关研究，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同时必须明确，“媒体曝光”和“群众上访”只是判断社会影响是否恶劣的线索或表象之一，绝不能作为定罪的必要条件。办案中应注重收集多方面客观证据，综合评价影响的程度。
还应列举排除适用的情形，如仅侵害特定个体合法权益，未波及社会的；仅有负面舆情炒作，但渎职行为本身未造成实质司法不公或秩序混乱的；损害后果主要由当事人自身过错或第三方行为直接导致的，等等。
梳理“重大损失”与“危害结果”的关系，关键在于正本清源。 清晰界定二者关系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基石。
一种越来越有力的观点认为，在认定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时，应聚焦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管理活动遭受侵害）的主观心态。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违规行为会破坏司法公正，并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应认定为滥用职权罪（故意犯罪）；如果因为严重不负责任，过失导致司法管理活动受损，则构成玩忽职守罪。而“重大损失”（如具体的死伤人数、经济损失额）主要扮演“程度标尺”的角色，用以衡量危害结果的严重性，是量刑时考虑“情节严重”与否的重要依据，而非区分两罪的根本标准。这一理解更符合立法原意，也有助于减少司法实践中的随意性。
针对标准表述的冲突，根本出路在于“统一语言”。 为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权威，建议对明显滞后的规范进行清理。具体而言，2001年制定的《重特大案件标准》在概念和具体标准上均已与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不尽协调，可以考虑予以废止。随后，应通过新的司法解释，将立案环节对案件严重程度的表述，统一调整为与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完全一致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并明确其与量刑标准的衔接关系。这样，从立案到审判，使用的将是同一套“语言体系”和“计量单位”，从而有效杜绝因标准不一导致的司法脱节。（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第五检察部主任 李光甫，第五检察部副主任 孙德伟，第五检察部四级检察官助理 陈荣涛）
（本文系2025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研究成果。）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6年2月下（总第220期） 法治新知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