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5日，李举鹏（右一）和同事深入田间查找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冯玉环 摄）
入职法院的第2周，我随冯庭长接手了第一起案件——宋阿姨与田师傅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走进调解室时，空气中的紧张感几乎触手可及：宋阿姨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右腿还戴着护具，其女儿攥着一沓皱巴巴的票据，指尖泛白；对面的田师傅穿着沾有泥土的工装，双手反复搓着裤腿，眼神躲闪。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案卷上的文字并非冰冷的记录，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正在经历的困境。
接过案卷时，我先逐页梳理细节：70多岁的宋阿姨在人行横道上行走，被赶去农忙的田师傅驾驶电动三轮车撞倒，诊断为急性创伤性硬脑膜下血肿，医疗费3万余元，田师傅垫付5000元后就以“家里穷”为由拒绝继续支付。起初，面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田师傅未礼让行人、承担全部责任”的结论，我心中不免给田师傅贴上了“推诿责任”的标签——直到冯庭长说：“走，去看看现场和他家。”
路口的监控录像我反复看了三遍：农忙时节的路口行人攒动，田师傅的三轮车从北侧驶出时，视线被一辆自行车短暂遮挡，他未减速反而试图抢行，就是这一秒的分心，直接撞上了过马路的宋阿姨。后来去田师傅家，低矮的平房墙上贴满了孩子的“三好学生”奖状，妻子一边喂鸡，一边红着眼说：“他每天天不亮就去拉货，一个月挣三千多，既要供孩子上学，还要还此前盖房的债。”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案卷里的“家庭条件差”不是借口，而是真实的生存困境，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法律工作不是简单的“对与错”，还要看见背后的“难与苦”。
赔偿核算，在法条里学“细致”。整理赔偿证据时，我犯了个小错误——将宋阿姨的护理费票据与交通费票据混在了一起。庭长没有批评我，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逐句解释：“人身损害赔偿的每一项都要有对应证据，你看这张护工费收据，上面得有护理机构的盖章、护理天数，还要和医院的‘需专人护理’诊断意见对应；交通费票据得是就医当天的，往返路线要和医院地址相符。”
我跟随冯庭长逐一核对：医疗费32150元，对应医院收费票据和用药清单；护理费8000元，参照护工合同及每月4000元的收费标准；交通费500元，系宋阿姨女儿往返医院的打车票。最后核算出赔偿总额43000元，每一笔皆于法有据、有证可循。这让我明白，“依法赔偿”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将每一张票据、每一项标准落到实处，既不让伤者权益受损，也不让责任人被“漫天要价”。
调解僵局，见证“背靠背”的智慧。第一次调解时，双方刚开口就吵了起来。宋阿姨的女儿把票据往桌上一摔：“我妈躺在病床上疼得睡不着，他倒好，就拿5000块钱想了事！”田师傅急得脸通红：“我不是不赔，是真拿不出啊！孩子下个月的学费还没凑齐呢！”我坐在旁边，手里的笔悬在半空，不知该如何记录。
这时冯庭长打断了双方，先将宋阿姨的女儿请到了隔壁办公室，对她说道：“我理解你想为母亲争取权益的心情，但田师傅家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了。如果现在判决，后续执行可能要等半年以上，反而影响你母亲的康复。不如先让他凑一部分钱，剩下的分期付，至少能先解决眼下的用药问题。”随后单独与田师傅沟通，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里关于失信被执行人的条款：“你要是不履行赔偿义务，不仅会被限制出行，以后孩子考公、升学都可能受影响。现在分期付，压力能小些，也能保住信用。”
那3天里，我随冯庭长为这个案子跑了3趟：第1次陪田师傅向亲戚筹借部分款项，第2次协助宋阿姨联系医院申请康复费用减免，第3次在调解室里见证双方终于缓和态度。当田师傅把凑来的43000元现金交到宋阿姨手中时，宋阿姨抹着眼泪说：“不是想为难你。”田师傅也连声道：“以后开车再也不敢分心了。”那一刻，我突然懂了冯庭长常说的“调解不是和稀泥，是找情理法的平衡点”。
首案启示，在成长里悟“初心”。案件结束后，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三句感悟：第一，法律没有“小事”，电动三轮车虽不是机动车，但违反交通规则同样要承担责任，田师傅的经历提醒所有交通参与者，规则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第二，作为法官助理，整理证据时不能有半点马虎，一张票据、一份合同，都可能影响当事人的切身权益；第三，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在判决和执行之外，调解能为双方留有余地，让纠纷的解决更有温度。
现在再翻起这份案卷，我记得的不仅是43000元的赔偿金额，还有宋阿姨护具上的绑带、田师傅工装上的泥土，以及冯庭长常说的“基层法官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作为一名刚入职的法官助理，这起案件让我明白，在未来的工作中，既要恪守法律底线，也要带着同理心去倾听、去理解，让每一次办案都能传递出法律的公平与温暖。（黑龙江省桦川县人民法院星火法庭法官助理 李举鹏）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6年2月上（总第219期） 履职栏目】